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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与一对叛徒

2010-07-29 09:2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打印本页 关闭

    

  重说“二十八个半”

  盛忠亮也是著名的“黑皮书”之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的作者。

  此书最早在1971年由美国纽约派拉贡书局出版(英文版)。中国大陆于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相应的党史研究逐渐开放,后又逐渐引进一些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比较可靠的“内部书籍”,并渐渐成为热门的党史参考研究资料——《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正是其中之一。

  此书的最大亮点,是由亲历者讲述了中共党史上那个被人猜测过无数次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中共民主革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路线错误——王明左倾路线,其发生和渊源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莫斯科;最初的雏形,就是这个众说纷纭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盛忠亮专门讲述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争夺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斗争”等内容。盛忠亮的讲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在场者的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是他真实而又不乏见解的忏悔录。

  盛忠亮写道:“在中共六大时,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形成”,“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原来,在当时苏共内部激烈斗争的背景下,莫斯科中山大学围绕“教务派”和“支部派”,中国学生也展开了同样激烈的斗争,王明等人和校长米夫站在了一起,他们打压“教务派”和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张国焘等),又炮制了“江浙同乡会”等冤案,“并由此而最后形成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盛忠亮说:“这一同盟对于中山大学和中共本身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盛忠亮回忆:当时,“米夫年轻,经验不足,并且普遍地不得人心。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就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少同他们打成一片,他只和一小撮俄语流畅的人保持接触,这些人后来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著称”,“这些人”中,就有盛忠亮。他还说:“尽管米夫不受中山大学许多学生的欢迎,可是他却成功地加强了他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随着1925年后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中国形势对共产国际当然也就越来越重要。米夫担任的中山大学校长的职位也就随之成了为人所共羡的美差。再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斗争,给了他进一步改善其地位的机会。”

  正是“由于他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所以尽管在当时的俄国比他能干的人多的是,却是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米夫的支持下,在莫斯科中国学生的争论中,“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以胜利的姿态问世”,并且“为他们后来夺取整个中共的领导权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于是,当这些喝过莫斯科洋墨水的优秀学生回国后,这批“斗争干部”先是反对李立三的路线,接着反对瞿秋白、周恩来的“调和主义错误”,又反对何孟雄、罗章龙等的争夺,最终米夫跟着来到中国,“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换言之,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俄国共产党人的绝对控制之下”。这也就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以及“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的持续动乱和国势颓败。对此,盛忠亮在书中客观地指出:“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他们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大获全胜。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们一直牢牢控制中央。”

  “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哪些人,有过种种的无稽之谈。算我走运也是我倒霉,在出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我正好在中山大学上学,而且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盛忠亮接着点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具体名单:

  陈绍禹(王明)、孟庆树(王明之妻)、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杜作祥(陈的妻子)、沈泽民、张琴秋(沈的妻子)、陈原道、殷鉴、朱阿根、何克全(凯丰)、夏曦、李竹声、盛忠亮、孙济民、王保礼、汪盛荻、王云程、袁家镛、王盛荣、朱子纯(女,即朱自舜)、何子述、李元杰、宋潘民、肖特甫。(至于那个“半”,当是徐以新,即徐一新,后为外交部驻外大使。)

  盛忠亮分析这份名单:其中的成员都是来自于长江流域的党员或团员(湖北最多),有4位女性(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出身工人的有5个,“其余全是知识分子”,“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育”,且多为中共要员。这些人后来的命运,4人去世,3人为烈士(陈原道、何子述等),还有11人“被国民党抓捕后脱离了共产党,其中三人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被捕和处决”——这最后的一群人之中,当然就有盛忠亮自己了。

  “二十八个半”的名单,当年有各种版本。盛忠亮提供的这个版本,由于他是亲历者,自然有可信的价值。至于“二十八个半”的产生,一般来说,是由于1929年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一个“十天大会”,在此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一说其尚未成年),于是遂有“二十八个半”之称。另据李一凡的回忆,之所以称为“二十八个半”,是“由于王明一伙一贯自吹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在这二十九人当中还有一个远未成年的人(据说是徐一新——作者注),所以余笃三同志嘲笑他们说:‘可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二十八个半!’之后,‘个半’就成笑柄而传开了”。也有人(如陈修良)认为并无所谓“半”,就是“二十八个”。

  事实上,“二十八个半”的来历并不重要,究其本意,应该是后来的人们借助这一称号,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及其追随者。不过,“二十八个半”只是特定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他们学成归国之后,随着实践经验以及中国革命的成熟,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比如个中的人物,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就有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克全等,杨尚昆更是第二代领导人中职任共和国主席的人物,其他许多人也先后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功勋。

  然而,在“文革”中,“二十八个半”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打狗棒”,如康生就曾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使一些无辜者遭到严酷的审查和关押,乃至受迫害而亡(如张琴秋等)。鉴于这种情况以及这一名称常被人误解,杨尚昆生前在《杨尚昆回忆录》中提出:“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如此说来,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称的不精确和容易误解,不如代之以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他称号为宜,如“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小团体”等。当然,如果去除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人歪曲的褒贬色彩,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典故,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称也不妨存在。

  却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叛徒,除盛忠亮外,还有李竹声(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袁家镛(又名袁孟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与李竹声一起被捕叛变,后在“中统”工作,改名严英)、王云程(化名张汉卿,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团中央书记、中央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叛变,与李竹声同流合污,导致罗登贤和廖承志等被捕)、孙济民(即孙际明,化名黄守素,团中央组织部长,后与王云程一起被捕叛变。孙解放后被逮捕法办)。此外还有一些未能查明的人,如朱阿根(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后来一说退党,一说叛变)、汪盛荻(回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一说退党,一说叛变,解放后在湖南被处决)、李元杰(一说回国后淡出政治舞台,一说叛变)、王保礼(即王宝礼,曾“荣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之位,回国后叛变,在上海大马路上带特务搜捕留苏同学,一说淡出政治舞台)。也有一些人后来退出革命,如朱自舜、杜作祥、肖特甫(下落不明)。

  除了“二十八个半”中的叛徒,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之中,后来堕落为中国革命叛徒的,还有任卓宣(即叶青,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其叛变经历极其传奇)、蒋先启(叛变后曾任国民党36师政训处长,参与对瞿秋白的审讯和监刑,后更堕落为汉奸,为汪伪“中国青年模范团”训导长、“青年暑期集训营”训练处长)、费侠(女,后与国民党中统首领徐恩曾姘居、结婚,专事收买留苏叛徒,国民党立法委员,姚文元的“干妈”)、费克勤(女,后为中统职业特工)等人。

  正所谓“大浪淘沙”。“沧海横流”中,也会“显出宵小的本色”。

责编:李寒中国广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