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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逼我学钢琴

2009-03-17 16:32   来源:《军嫂》杂志    打印本页 关闭

    

  郎国任,原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独奏演员、兼乐队首席,1983年文工团解散时,转业到沈阳市公安系统任职,其子郎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由他亲笔撰写的成长故事,对于“竞争”、“赢”、“第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坦率的陈述,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

小时的朗朗与父母的合影

朗朗在空军基地

  我出生于1982年6月14日。我不到两岁的时候,一天清晨,正在酣睡中,有人大声敲门,把我吵醒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外大声喊:“送货!”

  母亲开了门,我站在她身后。走道里放着一只硕大的纸箱,两个男人站在纸箱的两边。

  我问母亲:“那是啥?”

  她自豪地笑了,对我说:“一会儿你就能看到。”

  送货人撕掉一层又一层厚纸板,拆开包装,感觉上花了好长时间,我所见过的最美的一样东西,褪去包装之后,终于呈现在我眼前。

  那是一架立式钢琴。

  我跑了过去,触摸着琴身。我按下琴键。黑色的木身光溜溜没有一丝刮痕,琴键很光滑。琴键上方的标志写着:“星海”。

  母亲说:“这是你的,整个儿都是你的。”

  我抱紧了她。接着,在那一天还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玩我的新玩具,直到深夜,父亲下班回家之后。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昂贵的玩具寄托了我父母一生全部的梦想。

  我出生在沈阳空军部队大院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那时他们都24岁,“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在自动化研究所做接线员,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他拉二胡,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在传统乐团里,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在“文革”期间,音乐学院都关门了,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他曾考过音乐学院,专业测试第一,却因年龄不能入学。

  后来沈阳空军文工团招收音乐人才,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录用。他在沈阳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位老师给他上课。有几个月,他没日没夜地练习拉二胡,而且是在户外拉,好不影响其他人。每天凌晨四点开始,直到去上班。每天下班后,再一直练到半夜,日复一日,从没有丝毫松懈。正如父亲说的,考试那天,他发挥极佳,终于被空军录用,当上了沈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独奏演员和乐队首席。

  作为空军文工团的音乐家,父亲够格在空军大院里分到一间房。母亲那时已经怀上了我,于是我就出生在空军大院里。

  他们给我取名“郎朗”,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名字的发声,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对两个音乐家来说,这就是很充分的理由了。同时,“朗”也有明亮、开朗的意思。父母亲希望我永远保持开朗的性格、乐观向上的态度。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和我出生在空军宿舍这一事实不无关联。这有几个原因。其一,我生活在充满安全感、受到保护的环境中。我们从不锁门,也不担心治安,因为空军基地的大门管得格外严。事实上,我成长在全中国守卫最严密的地方之一。在那样的一个滴水不透的气泡中,我能够专注于我的音乐,没有忧虑和纷扰。其二,营区里充满了冒险和奇遇的氛围。军事基地是一个很刺激的活动场所。对于一个天性已经是喜欢想着遥远的地方,在梦想中迷失自己的小孩子来说,那儿是一个激发想象力的奇境。我和朋友们玩耍的时候,巨大的、响得骇人的战斗机会从我们头顶飞过,降落在基地,又从基地起飞。但是最好的一点是,空军大院中我们住的那个小区是艺术家的天下,那儿到处都飘逸着音乐。每个星期六晚上,爸妈就会邀请音乐家朋友和他们的孩子来我们家聚会。

  聚会总是非常开心,但同时也很紧张、富有竞争性。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演奏西方乐器,而他们的父母则在一旁即兴地用中国乐器为我们伴奏——仿佛父辈们饱受挫折的抱负与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移植到了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他们有的拉二胡,有的弹琵琶,有的弹古筝,有的吹唢呐或是竹笛。一个小女孩拉小提琴,一个小男孩拉二胡,但大多数小孩弹钢琴。我之所以弹上钢琴是因为父亲说钢琴是最受喜爱的乐器。他和我母亲自从发现了我的音乐天资以来,一直都期待我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在我还不到一岁时,他们听到我哼唱收音机里面听来的旋律。在我还没有学会认字之前,他们就教会了我识读音符。

  每次弹琴,我都弹得津津有味。比起弹琴,我更爱表演,比如向我的朋友和我父母的朋友展示我刚背熟的莫扎特小奏鸣曲。我喜欢和他人分享音乐时的那种感觉。其他小孩中很多比我大,音乐功底也已经很扎实了,可我还是很强烈地意识到,我想要比他们弹得好。我虽然天性好胜,却并不妨碍我们聚会所体现的友谊、温暖和盛情。

  在我四岁的时候,我碰巧听到父亲和空军文工团的指挥白先生之间的谈话。

  “我儿子需要一个老师,一个好老师。”

  白先生提议说:“我女儿的小提琴老师有个朋友是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主任。她是城里最好的老师。”

  “她会教我儿子吗?”

  “她得先要听他弹一弹。”

  谈完话的当天,父亲就威胁我说:“现在你练琴得加倍地努力,给这个老师弹的时候,你必须一个错都不能犯,一个都不行,现在就给我开始练。”

  父亲和母亲都教过我阅读音乐的基本知识,但成为我钢琴老师的则是父亲。

  初到北京

  在过去两年里,为了能够给我授课,父亲一直在一排管风琴的脚键盘上研习钢琴演奏。如今,他意识到他的授课技巧有限,他想让我跟着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学习。老师的名字叫朱雅芬,她体态纤小,看上去很慈祥。她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帮我脱下外衣和手套。她很耐心,说起话来和风细雨。在她的教导下,1987年,我五岁时参加了沈阳市少儿钢琴比赛,并在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全市所有十岁以下钢琴学生都参加了竞赛,那也是我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之后,我举行了我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我喜欢在舞台上表演,温暖的灯光照在我身上的感觉。我喜欢听众的掌声。从那时起,我决定,我要当一名钢琴家。

  这也是我父母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父亲辞去了工作,带我到了北京,租了丰台一个破旧窄小的房子住下来。

  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在找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我们知道大致的方位,但还是迷路了。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段路一般骑一小时就能到,但今天我们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当我们骑车穿过这个巨大的城市,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做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我的照片还上过报,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三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在沈阳,我们认识每一条街道、每一条马路,我们坐着他的警用摩托车穿过了所有的大街小巷;在北京,我们隔几分钟就迷一次路。在沈阳,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在北京,我们的生活却是一团糟。

  父亲说:“你和这个老师见面,应该会很顺利。她会看到你的才华,教你如何提高,你会有长足的进步,一年半后就能考进音乐学院。那以后,你的老师都会是国内最好的老师,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弹得十全十美。”

  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弹得很完美——如果我们不得已要在北京忍受磨难,生活在又脏又乱的环境中,那我怎么也不会让自己在弹琴上失败。无论如何,我得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

责编:李寒中国广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