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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生命的最后时刻:江泽民坐镇京城

2013-07-03 14:59   来源:老人报    打印本页 关闭

    

邓小平(资料图)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不能正常呼吸,住进三O一医院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王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有时候昏昏沉沉,有时候异常清醒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

  留下嘱托:留下角膜,骨灰撒入大海

  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一刻是21:08。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一阵混乱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香港的38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在北京,三○一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灵车将从这里走过,就在那里等着。“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82岁的老人一边抹泪一边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都功比天高。”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作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

  (本文摘自《变化》 凌志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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