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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中东路事件

2009-11-24 10:56   来源:百度百科    打印本页 关闭

    

  中东路事件,是对1929年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的称谓。 在1929年东北亚的国际环境下,采取武力接管中东路,导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不仅使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更恶化了中苏关系,使日本坐收渔利。

  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简称东铁。它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9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国东北,称霸远东,乃根据1896年的《中俄密约》,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沿路的各种器材而修筑的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来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从而形成一条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2800余公里的“丁”字形的中东铁路。这条纵横贯穿中国东北三省的铁路成为沙俄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和基地,实际上造成了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局面。

  沙俄独占中国东北的局面,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所不容,遂于1904年挑起了日俄战争。沙俄败北后,依据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割让给日本,并改称南满铁路。其余,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东线),西至满洲里(西线),南至长春(南线),仍为沙俄所控制,时称中东铁路。从此,中国东北地区以长春为界,分别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

  从俄国十月革命直至1924年签订中苏协定,中东路仍为沙俄残余势力所盘踞。同时,日、美、英、德等帝国主义也乘机插足,进行争夺。原中东路俄方局长霍尔瓦特及其残余势力仍然赖在中国不走,企图利用中东路沿线地区的军队和经济实力,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正式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声明废除沙俄同中国政府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一切特权,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权益。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遵守第一次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各项原则,并表示了苏俄政府要与中国共管中东路的意向,提出“中俄两国政府,对于经营中东铁路办法中,关于苏俄对于该路之需要,允订专约”。但是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上不承认苏俄政府,对其两次对华宣言采取听而不闻的错误态度,致使中东路仍被沙俄残余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所控制,继续成为反苏与侵华的工具。

  从1921年开始,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派人来华,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承认了苏俄政府,并于1923年开始,中苏进行建交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协定》(即中俄解决悬案大纲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声明书7项)。关于中东路,“悬案大纲”说:“两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苏俄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两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规定:中东路设理事会,为议决机关,置理事10人,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本铁路设局长1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2人,俄华各1人担任,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该政府核准,其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正副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苏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苏两国各半任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1924年5月31日)、《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924年5月31日),随后,苏俄政府鉴于中东路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的势力范围内,乃于同年9月与东北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其中除了包括《中俄协定》之内容外,还把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以旧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至1956年9月7日期满);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赎路价款由双方估定该路实价后,以公道原则确定。同时对东北与苏俄有关系的界河、界湖航运问题也作了规定。《奉俄协定》签订后,苏俄立即更换了中东路俄方主要负责人,使沙俄旧党无从抵抗,排除了外国势力的干扰。根据协定的原则,中东路恢复了正常营运。

  中苏协定、中东路协定的签订、中苏邦交的恢复,这是中俄关系史上新篇章的开端,从沙俄侵略东北、称霸远东开始转向以平等合作的姿态对待中国。当时国内各界有识之士无不为之热烈欢呼,盛赞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对苏俄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声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取消在华特权等赞不绝口。

  苏俄的对华政策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种种行径形成极大的反差。日本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长期占领东北南部、东部和内蒙。根据“二十一条”有关条款,日本要把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租借期延为99年,并强迫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等。日本通过“满铁”长期霸占和经营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以及安东至奉天、大石桥至营口、奉天至抚顺等支线。满铁还以“附属地”的名义,在铁路沿线霸占大片土地,并行使行政、司法、征税、警察权等,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日本还以保护其侨民和铁路为名,在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驻有日本的野战军和守备队,充当侵华工具。这是日本侵略者埋在中国东北的一颗定时炸弹。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各国动向看,真正威胁中国东北安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不是革命后的苏俄。

  当然,中苏在合营中东铁路问题上,双方的合作远非和谐,而是龃龉丛生,屡衍争端。苏俄实际上并未认真履行签订的《奉俄协定》,对应归还中方的非铁路本身之营业,如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并未交付中方。铁路管理局也由苏俄单方面控制,在2700多名职员中,中方人员占400人,且多为翻译及低级职员。路局机关行文,除了理事会公文及路局会议决议系中俄文并行外,其余均为俄文,一切财政结算也以卢布为准。对历年铁路收入余款如何处理,中苏双方意见也大有分歧。对此,东北地方当局早已不满。这就是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中东路事变的爆发

  1929年,张学良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但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路电话权问题,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

  4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为默认。张学良更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电文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不知读者对此人有否印象,此人土匪出身,后投靠倭贼,任伪满国务大臣达十年之久,其人长于书法而无气节,曾有书法言“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印于伪满邮票,印象甚深,此为我中华民族之耻,莫忘之!),张景惠即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称苏共定于本日正午12时至下午3时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在搜查中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晚10时,张景惠电令“沿线军警严加防范”。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变的开端。

  苏联对此事反应速迅,做好了战与和的两手准备,6月5日,海参崴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吉林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

  6月22日—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会谈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蒋肯定对收回中东路表示支持7月10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令范其光代理局长,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13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同时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7月1日至13日经由轮船发往萝北、瑷珲、乌云、奇克、逊河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15日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吉林、黑龙江军队开往五站、满洲里。

  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规定的一切权利,并警告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中东路事变的起因

  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边境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这和1962年印度对华战争理由多么想像)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这些人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产业大臣、伪满驻南京大使等职),孙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提到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变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吕荣寰。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之所以要挑起中东路事变,是因为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于是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致酿成战事。

  主张收回中东铁路路权的除吕以外,还有负责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和在张手下办理对苏外交的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公使、大使等职)、李绍庚(后任中东铁路理事长,九一八投靠伪满,任中东铁路督办,1935年任伪满州国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伪满驻南京大使)等,张国忱、邹尚友、李绍庚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学校,华人学生从小住在俄国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俄那一套,对帝俄时代的将军也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夫斯基,他向张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邹等人此时正想挤掉吕荣,由张取而代之。他们对吕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占据全国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时他们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联系,由蔡运升去职、邹尚友到外交部任职可知。

  至于张景惠,他是张学良的父执,而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这一要职甚至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动脉中中东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而张是人所共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日后在东北组织的两路拒俄联军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

责编:李寒中国广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