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频道

频道首页 | 头条 | 要闻 | 图片 | 专题 | 节目互动 | 军史

 频道首页 > 女兵频道 > 人物

轮椅女军医带病坐诊10

2014-04-28 09:01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打印本页 关闭

    

张国 摄

  张国 摄

  赵红艳医生跟病人打交道有她自己的艺术。她跟什么人都能够谈笑风生,无形中化解病人的痛苦。她劝告一位喝了大酒后来看胃病的病人,治疗期间“一滴酒都不能喝”,这位病人说:“红酒都不能喝吗?”赵红艳指着床底说:“要不您把家里的好酒都拿来,搁我这床底下存着!”人们哈哈大笑。

  顽强的发光体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医生赵红艳并不是位听话的病人。她最近一次去给自己的骨关节拍片已是3年多以前。

  她觉得检查已无必要。她很清楚那些骨与骨连接的部分发生了什么:下半生都将与轮椅为伴。

  尽管如此,这位气场强大、精力旺盛的消化内科医生,画着淡妆,用酒红色的染发膏对付头上冒出的白发,每周有5天时间准时出现在诊室里。她是这所规模庞大的三级甲等医院里最繁忙的医生之一,日均接待100多位病人,最高达到180多人。

  当她坐上那辆日常代步的红色轮椅,有些病人以为她是在“玩儿”,或以为那是扫地机。然而他们面前的这位军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病号,附骨之疽的滋味10多年前就跟随着她。为她拍片的该院核磁共振科主任袁飞皱着眉头形容,那真是一种“刻骨”的疼痛。

  可她真的不像病人。同事王佐妤形容,工作中的赵红艳是会“发光”的,跟前几年比,她的肤色亮了,眼神也更有光彩。

  41岁的赵红艳自己也承认,她正处于10多年来最好的时光。几年前的她比现在显老,曾有病人让孩子喊她“奶奶”。

  如今,她确信自己已经走出人生的低谷。那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全民的噩梦——她30岁那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暴发,她所在的医院收治了天津市第一例确诊病人。在自告奋勇把一个病人送往集中救治区之后,她不幸感染了病毒,踏入了至今心有余悸的死亡之门。她以为“再也出不来了”。

  庆幸的是,她在两个月后病愈出院。怀着新生的喜悦,她和丈夫吃遍了家门口所能找到的好饭馆。然而坏消息又在4个月内接踵而至。非典时用来保命的激素在她身上造成了后遗症:双肩、双膝、双股骨头六大关节全部坏死。

  这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不少染过非典的医护人员出现了此类症状。袁飞打比方说,股骨头塌了,相当于支撑身体的“轴承”坏了。

  对赵红艳来说,那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她在此后约三年内四处求医问药。她扎过“针刀”,十几厘米长的针刀扎进骨头,“每去一次就像上战场”。

  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医生对着她的片子问:“这人呢?给我抬过来。”

  赵红艳回忆,自己连非典时期都几乎没哭过,那时却经常痛哭。她蓬头垢面,对最亲近的人发火,像祥林嫂一样唠叨。“每天就是想‘我怎么活’。”她不是没想过自杀,安眠药都准备停当。

  时任政治协理员的医院副院长韩慧娟气愤地“骂”过她:“你可以去死!你想过你的家人吗?想过你两岁的女儿吗?”怕她想不开,韩慧娟保持电话全天候开机。

  2006年,赵红艳决定恢复工作。她不愿意成为“废人”,不甘心“天天晒太阳”,也不想让自己的不良情绪继续传染家人。虽然有朋友劝她,即使不再工作,也会被“养起来”。

  “身体残疾了,人生不能残缺。”她说。

  起初她拄着双拐出现在诊室,而这也经过了不为人知的思想斗争。她害怕别人看到身体的残缺。久坐后需要起立,她还要在病人面前假装“自言自语”腿坐麻了,才好意思扶着桌子摇晃着站起来。

  在上班路上她摔过多次。一条原以为完全可以迈过的小沟,让她花了20多分钟、“满脸是泪”地爬上来。

  由于双臂疼痛难忍,她最后丢掉拐杖,坐上了轮椅。她悄悄花钱请科里的护工帮忙推轮椅,怀着一种“精神胜利法”: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她,“反正人们以为我是病人”。

  袁飞说,多年来自己脑海里留有一幅画面:雨天,赵红艳早早倚在楼洞里,等待护工来接,那么无助,还那么坚决。

  有一回赵红艳坐着轮椅刚出电梯,就听到身后人们议论“这是个残疾人”。她很受刺激,在同事面前嚎啕大哭:“我就残了吗?”

  此事之后,袁飞发现,赵红艳有段时间常穿军装,也许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战士”。

  “一坐在门诊,就忘记了疼”

  而现在,赵红艳对此已经释怀。常有不知情的病人问她“腿怎么瘸了”。

  “现在谁再说我残疾我不急了,但是我心里就是不承认我是残疾人。”她说。

  她后来改为驾驶电动轮椅。让同事们佩服的是,无论刮风下雨,她从未因身体原因请假。

  在一个雪天,小区自来水管破裂,道路泥泞不堪,她连人带轮椅陷进泥水中,幸亏被王佐妤发现。她依然出现在门诊。

  同事们眼中,她太过要强。坐诊时她可以整整一个上午保持坐姿,“坐功相当于和尚”。由于如厕不便,她极少在医院喝水,只会舔舔水杯,或抿一小口。

  她的抽屉里放着不同的止疼药。因为多年服药,这位消化内科医生自己的胃也不够健康,常备了胃药。

  患病之后,一向爱美的她穿衣比别人“永远多两个季节”。她告别了裙装,春天依赖电暖气,夏季也穿着秋裤。天热时她为了病人打开空调,病人走后立即关上。

  即使如此,她喜欢病人在身边。用王佐妤的话说,患者越多她越起劲儿。清闲下来,她的状态截然不同。细心的同事会在傍晚陪她聊天,那个时间病人最少。

  节假日里她乐于替同事值班,让别人去逛街,去“满世界玩”。这都是她无法做到的。她只有吃过止疼药,才能勉强陪女儿去买白球鞋,去公园,结果这有限的几次也都是父女俩在里面逛,她怀着内疚的心情在外面等。因为羡慕别人全家出游,她催促丈夫带女儿去看大海,女儿在海边打来电话让妈妈“听海风”,她既欣慰又伤心。

  “我一坐在门诊,就忘记了疼。”赵红艳对记者说,这是她“人生最大的乐趣”。她将自己回到工作岗位,比作一位癌症患者忽然发现了盼头。

  她跟患者之间养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年轻医生孙文刚到科室时感到非常奇怪,在赵红艳的诊室里,常有陌生人一待就是半天,不挂号也不问诊。这些人还帮忙维持秩序。她清楚地记得,一位老爷子靠在床上,伸出拐棍指指点点教育别人:“别插队啊!”

  她逐渐意识到,这都是赵红艳的老病号,没事就去找她聊天。有时同事去找赵红艳,却发现她被围在里面,等候许久也插不进去。

  这位年轻医生以赵红艳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她记得,赵老师说过,消化科的疾病密切关系到人的心情,消化科的医生应该是半个心理医生。

  她亲眼目睹,一位老太太拿来厚厚的胃镜和B超检验单各一沓。赵红艳一边询问,一边翻了20分钟。老太太说:“这么多年您是第一个把我这些片子都看完的。”

  孙文说,很多患者会到不同医院检查,医生通常只看最近的检查报告即可。赵老师这么做,“是她看病的一种艺术”。

  在这方面,赵红艳有过难忘经历。她早晨6点去一家大医院挂号,排了半天队,带去一摞片子,专家“一眼都没瞟”,直接跟她说:“股骨头坏死已经四期了,做手术吧。”这让她顿感失落。

  几年前,天津市民刘玉珍被赵红艳诊断属于更年期合并胃肠综合征,治疗一段时间明显好转。但她多年犯胃病,总疑心自己病重,连做了几次胃镜还想再做,在诊室里“哭天抹泪的”。

  直脾气的赵红艳不许她再做胃镜,拍着桌子说:“你哭什么哭啊,你看看我,我坐着轮椅,你比我强多了!”

  刘玉珍由此开始觉得这位医生不糊弄人,成了她的铁杆“粉丝”。

  一名带着手铐脚镣的犯人试图吞钉子自杀,给他看病的赵红艳询问原因,问到第四遍,这个小伙子才抬头,冷冷地说:“我不想活了。我才多大呀,我得在那儿待10年。”

  赵红艳忍不住,拍拍自己的双腿:“你不是10年吗,你还有个头呢。你看我,我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在凳子上坐了10年多了。”

  旁边的孙文发现,原本眼神凶巴巴的小伙子愣住了。

责编:陈奕武中国广播网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