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守望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忠诚战士

严高鸿在批改论文 (图片由南京政治学院提供)

  高鸿先生,一位马列鸿儒,党的理论战士,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分,是他面对参加博士论文开题的研究生们,发表关于新闻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使命的讲评。几分钟之后,临坐的专家突然发现他静静地端坐在椅子上。其实,这位马克思主义战士,就在自己的战位上,已经撒手人寰。

  疚心的抢救、泪飞如雨的遗体告别仪式、痛心无奈的墓地送行……,虽然我们全家人都全程参与这一系列阴阳两界的诀别仪式,都没有让我完全相信高鸿老师的永远离我们而去,直到科研部又一次召开党委会,看到这位资深的部党委委员惯常的座位上仍然空着,我差一点下意识地喊出“严老师怎么没来”时,这才意识到,自己仍然生活在或然的侥幸之中,老天无情地让我面对一个无法接受、但确凿无疑的事实:严老师真的走了,就像一位紧急出征的战士,未及和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道别一声,就带着使命和责任,匆忙远行了。

  高鸿教授是我的哲学启蒙老师,我与他亦师亦友三十二个春秋,我在哲学系和科研部两度当过他几年的领导,他却是我一生的导师,一生的挚友。在我的心目中,他的一生——

  用创造的人生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高鸿教授深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使命在于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不是照搬理论条条,而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回答实践面临的问题。他的理论生涯大体上经历了三个10年。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他学术创造的第一个10年。这是他作为一位哲学教员,沉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中的10年。当“文革”结束,人们急于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于是哲学界有人在物质与意识、实践与认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中,提出过分夸大“反作用”的观点,甚至有人把意识对物质、认识对实践、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夸大为决定作用。这时,严高鸿教授撰写了《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界限不能混淆》,发表在哲学专业的最高刊物——《哲学研究》上,他让人们永远记住:主观能动性必须发扬,但物质、存在、规律的制约性不能忘记,否则,还会重复大跃进盲目蛮干的历史性错误。当学术界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严高鸿教授撰文指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但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是不能忽视和小视的,地理环境作为生产力的自然要素,通过生产力从而对社会运动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时,学界把他的这一观点概括为“严高鸿命题”。这篇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上。为了在哲学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他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他担任了我国著名哲学家孙伯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实》第一卷的主编,这套书自出版以来,一直是我国“985”高校首选的研究生教材,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89风波之后,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进入低谷,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制裁我们,中国随之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严冬。高鸿鸿老师和我多次长谈,我深切感到他忧心如焚,陷入从未有过的痛苦之中。

  经过短时间的苦恼之后,他决心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活?资本主义还朽不朽?社会主义还行不行?这些问题也是困惑学生们的关键问题。为此,由当时哲学系副主任由曦光同志带队,我们一行三人开始了调研工作。第一站到了北京昌平的装甲兵指挥学院。出师不利,我们乘坐的是桑塔纳轿车,从北京市区去昌平的一个十字路口拐弯处,被一辆装满水泥的手扶拖拉机从右前侧迎面相撞,我们的车子的右前部被撞坏,右前门被撞得凹了进去。当时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凹进的车门就在我抬起的腿弯下。如此严重的撞车,我们三人除了胸部、臂部肌肉被撞击拉伤外,却无大碍。我们艰难地从车里爬出来,惊魂稍定,严老师就幽默起来:“看来,搞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大命人。” 这些之后,他和哲学系的其他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阅读了当时所能看到的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东欧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方面的重要著作,也研究国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者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经过半年的共同奋斗,我们从这些著作中摘编出版了一百二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研究资料,在全院范围内开出了120课时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这门课程分为当代世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三个单元,由三位教员主讲,每人讲一部分,严主编讲第一部分,陶玉泉同志讲第二部分,我讲第三部分。严老师是这门课的领衔者,以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对这门课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门课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这门课像一股春风,吹散了学生们心灵的阴霾,在国际共产主义的严冬季节,接受到了社会主义雨过天青般的希望阳光。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严老师当年思考马克思主义前途和命运时那缭绕着他的袅袅烟雾,忘不了他讲述马克思主义当代生命力时的字字激昂,忘不了学生们对课程叫好时他那孩子般的阵阵欢笑。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是他学术创造的第二个10年。这10年他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党的创新理论的军事篇和军事哲学上。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社会主义中国秋风瑟瑟,势单力薄,西方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们将中国视为“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块阵地”。一时间,中国遭遇了到了第二次“八国联军时代”,它们政治上围堵、外交上挤压、经济上封锁、文化上攻击。严老师感了一阵不祥之兆,他担心,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当时正巧毕文波教授担任院长,毕院长是我国军事思维学创始人,军内外知名的哲学家。他们两人不谋而合,从此,高鸿老师就与毕院长一起,走进了军事哲学新领域,也由此开始了这两位领军人物的理论长征。我院与军事科学院合作招收博士生,他们俩就成了我院的首批博士生导师,我也参与了一些活动。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和追求,亦师亦友,亦兄亦弟,不分你我,不计高下,学术上心有灵活犀,生活中难离难分,工作上不分日夜,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兄弟”。严老师一方面研究党的创新理论的军事篇——邓小平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出版了《邓小平国防建设方法论》,同时和毕院长一起,带领他们的博士生们逐一研究世界大国的军事战略及其军事战略思维,先后研究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以色列,分别出版了学术专著,并凝结出这一领域研究的学理精华——《军事思维学前沿问题研究》。这一系列化的研究成果,饱含着毕文波、严高鸿两位先驱者的爱国之心、强国之志和卫国之谋,成为我国军事思维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也奠定了南京政治学院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专家们抓住一次学术机遇,学校获得了一个学科繁荣。

  进入本世纪,严老师又开启了他学术创造的第三个10年。这10年他关注的是党的意识形态安全。进入21世纪,中国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意识形态攻击中继续“韬光养晦”。但是,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张狂而又隐晦。严老师以他哲学家的睿智与敏感,立即由军事哲学领域跨向一个新领域——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为此,他申请了国家和省级课题。不知是苍天无情还是高鸿师追求完美,就在他写完《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而未来得及进行课题结项时,他就离我们而去。这部书稿成了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向党和人民交出的最后一份答卷。江苏省社科规划办公室把这一课题结项成果寄给我进行鉴定,未及阅读,就一阵酸楚,手中这近二十万字的书稿化成了一个形象:严老师用他那握笔十分吃力的手,一字一句地书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此时,上天告诉我:党有这样的理论战士,就一定有思想的万里长城。

   用生命守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阵地

  高鸿教授担任了12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刚开始连编制也没有,命令仍然下在哲学系教员岗位上。就是这么一个平凡岗位,让忘记平凡,追求卓越,全身心地为军队的理论建设和南京政治学院的学术光荣日夜打拼,他让《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由一份不起眼的学报,不断爬坡,迅速突起,接连攀登学术期刊的多个标志性台阶,成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军事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并获得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解放军期刊奖,去年,在上千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蝉联“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这些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不少学者对《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南京政治学院的了解。12年,组织给了他一个学术岗位,他回报给学校一片蓝天。这样的奋斗和追求,源于他对刊物意义的神圣理解。

  刊物是号角,编辑是号手。严主编不只一次地对编辑部的同志说,历史上,不少有远大抱负而超凡脱俗的仁人志士,都有办报办刊的经历,马克思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莱茵报》当编辑,半年后当了主编,《莱茵报》查封后,他又去巴黎办《德法年鉴》。我们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毛泽东都办过报纸或刊物。12年来,他带领编辑部的同志,紧跟党的意识形态战略部署,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栏目,这些栏目,像一道道攻防的战壕,而他,则像一名意识形态号手,坚守在意识形态的前沿阵高地,只要党一声令下,他就吹起冲锋号,战斗不止,为党和人民鼓与呼。

  刊物是阵地,编辑是战士。马克思说过,观念的瓦解足以使一种社会形态解体。反过来,用现代的语言说,观念是一个政党和国家的软实力。理论是一个国家的智慧,思想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而刊物是理论和思想的寄托、传播和培育的基地,编辑就是这一基地的守望者。严老师任学报主编的12年,他对自己和编辑们的要求是“不错一个观点,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就我对严主编的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业务标准,在他的心目中,他要让学报这块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和净土,以最庄严、最纯静、最亮丽的面目出现在思想世界的星丛中。去年10月的一天,他拿着一篇稿子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篇稿子是朋友推荐的,又是出自一位教授之手,但不能发。”原来,这是一篇书评,书评的作者对该书鼓吹的中国要与美国进行“世纪性对决”的观点极尽推崇。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上发文严肃批评了这本书,于是我问他:“您真的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吗?”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赞成!不能让冒似爱国的观点给国家帮倒忙。中国的发展环境才算好一点,现在有人就头脑发热了。”他就是这样,为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以战士般的坚守、敬畏和智慧,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2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出版80期(含增刊),刊发了近4000篇论文,可谓新说新论无数,却没有出现过一篇有政治错误和泄密问题的文章。

  刊物是思想的芳草园地,编辑是灵魂的护花使者。严主编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在刊物工作他始终是创新思想的发现者、呵护者和推举者。他不停地给年轻教员布置写作任务,对他们投给学报的稿好,即使是质量不高,他也总是热情鼓励,提出修改意见,许多稿件他都改得密密麻麻。许多年轻人深受感动和教育。一次,我看到他把一篇稿件改得面目全非,我十分纳闷,问他:“质量这么差的稿子,你还选用干嘛!”严老师深深地抽了一口烟,遗憾中带着欣慰地对我说:“这类稿件不少,思想新,有价值,基础差,值得帮。”他就是这样,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作为课堂,延伸到部队,延伸到社会,延伸到校友,延伸到青年学者的身边,他要让人们那么远离南京政治学院千万里,却能随时听到南京政治学院的授课声音;他要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作为桥梁,架向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书案和岗位,让他们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能与我们进行思想与心灵的神交互往。

  12年,组织给了他一块理论阵地,他为党和人民创造了文化繁荣和安全。

   用人格书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尊严

  2010年2月18日上午10时许,我在女儿家,突然学院办公室主任杨义来同志的电话,告诉我“严主编身体出了点问题,住进了医院。”紧接着又接到新闻系顾黎主任的电话,说严主编突发心脏病,正在抢救中。我问他:“严主编没有心脏病呀!严重吗?”“很严重!”我对爱人说:“快,严老师病重,正在抢救。我们过去。”女儿惊诧地连忙问:“严伯伯怎么啦?”当她得知实情,执意要跟我们一起看严老师。我开车,疾使而去。路上,联络几乎未断,但情况似乎非常严重。一路上,我看到女儿眼泪不断,每每询问都难抑哽咽声。整个抢救过程,女儿不顾医护人员的提醒,几次进入抢救室,又怕哭出声来,一步一回头地离去。当医生们宣布最后的结果时,女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其实,虽然我们与严老师长期相处,但毕竟孩子与他接触很少,女儿博士论文答辩时,受南京大学邀请,严老师担任她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女儿多次说过:“严伯伯是个学术上的长者,看问题,眼光犀利,提建议,中肯智慧。”当今时代,太难让孩子们感动了,我想,能感动孩子的人,一定能感天动地!

  严老师是永远的真人,真情无价。高鸿老师心胸坦荡,敢讲真话,言行一致。他讲马列,信马列,总是用教育别人的理论先教育自己。他是比较年轻就进入学术、学位委员会等学术高端组织的教员,在我后来也有机会和他一起参与学院的一些学术、学位、职称评审或定规立制活动时,我每每听到,他为了学院的建设发展发表真知灼见,而且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对事业的全部真心赢得了全院人的满腔真情。

  严老师是真正的仁者,仁者无敌。高鸿老师心胸开阔,大度仁厚。他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但是,他的智慧、他的仁爱,足以将坚持原则与保持和谐的同事关系高度统一起来,他是一个以智慧和仁爱之心维持原则刚性的人;他家庭收入不高,老伴是一改制企业的职工,早已下岗,他生活十分简朴,平日把能省下的钱尽量多给老伴买养老保险,可他却帮人无数,无论是同事还是学生,只要他知道谁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他的一生,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间正道昭示了人类的道德律令。

  严老师是真正的良师,师爱无疆。我七九年入学,那年严老师31岁,是当时哲学教研室的年轻一代,他给我们哲学专业辅导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介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对相对论的介绍,我至今记忆犹新。相对论的不少观点是常人凭常识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比如,当物质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空间会变弯,时间会缩短,它指明了牛顿的传统时空观的根本局限,而恰恰是牛顿的时空观与人们的日常时空感知是一致的。通过严老师深入浅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的现代真理性,令人口服心服。严老师是真正的大师、名师。他为人师表,不仅在教学上,而是表现在方方面面,这是学生们的共同认识。我与高鸿老师共事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有事总是习惯于和他商量,他从来都是兄弟般的姿态,师长般的灼见。严老师的突然辞世,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我每次出差回校,总是习惯性地先到他的办公室打个招呼,可是,去年12月17晚,我从外地开会回来恰巧是周末,而他却在周六上午突发心脏病,我们虽然在他身边千呼万唤,他却毫无因应,只言未说。高鸿老师走了,留给我们的是真情和智慧。

  高鸿教授,一生谦虚低调,本无心讲述自己的故事,可他是真心英雄!

  高鸿教授,一生谱写忠诚,本无心重复伟人的故事,却感动了马克思的英灵,“马克思老爹”给了这位“马克思传人”同样的告别方式: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长眠在自己的安乐椅中;2011年12月18日,严高鸿端坐在授课的椅子上,朝天而去。那天地交界处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神会,足以让天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充满欣慰:只要有我严师在,天堂处处马列声。(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  何怀远)

中央台简介 | 网站简介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 | 版权声明
通信地址: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中国广播网 邮编:100866
客服热线:010-86093114 400-668-0040 传真:010-63909751
E-mail:cn@cnr.cn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 010200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版权所有(C) 京ICP证0901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