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下身子作桥梁 挺直脊梁作灯塔

严高鸿与朋友在一起 图片由南政院提供

  中广网北京5月23日消息(记者项修阳 通讯员唐砚铭)师道之光,汇聚于播火者的思想峰巅,光大于求知者的奋发之旅。

  教师,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导航人。在人生舞台上,不管学生创造多么惊天动地的业绩,老师的教诲会永远铭记在他们心中。这是教师的幸福。但是,并不是每个教师都会留在学生们的记忆之中,只有进入学生内心世界的教师才会是终身难忘的。

  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党的思想传播者、实践者,如何培养新时期我军“生命线”的举旗人,始终是严高鸿关注的重中之重。在展现马克思主义真理魅力的同时,他更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和引导着莘莘学子,把人生的论文写进了学生们的心头。

  多年来,有不少作者请他修改稿件,他有求必应,从不推辞。有的因对原稿改动较大,作者就将他的名字一并署上,他知道后坚决不允。

  他的知识、资料完全是共享的,每次参加全国、全军的学术会议带回新信息新资料,他马上交给教研室或分给研究生,让他们学习消化,拓宽思路。

  每次编写书稿,分给年轻教员和学员们撰写的部分,几乎没有一次不需要他改了再改的,而修改花费的时间往往比他自己撰写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可在署名或后记中,他又总把年轻的同志突出出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搞的是精神产品生产,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面对市场经济对人们价值观念、利益取向的冲击和影响,严高鸿从不为金钱、地位和权力所动,就像一尊铁骨铮铮的雕像,屹立在理论教育阵地上。

  回忆起严高鸿,曾经的教研室主任方云光不住地竖起大拇指,啧啧赞赏:“严高鸿不仅学问一流,做人做事更是一流。”

  上世纪80年代是南政院大步向前的年代。在大踏步的行军中,严高鸿也冲到了人才方阵的最前排。凭借着那份聪慧与好学,风华正茂的他很快就成了青年教员中的佼佼者。

  办学之初,学校还没有系,当时教研室是副师编制。1983年,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的职位空缺。在教研室,严高鸿早已用他的谦恭、勤奋赢得了尊重。在上级考察和民主测评中,严高鸿一直位居前列,领导也专门找他谈过话了,只差最后的任命。严高鸿担任副主任,似乎是早早就定下来,大家又都心悦诚服的一件事。

  然而,在宣读命令的会议上,出乎意料之外,副主任一职竟花落旁人。据说一名领导同志的意见是:严高鸿是学术型人才,不宜过早走入行政岗位。提升机会的丧失,很多人难以理解。

  这次“从正营直接到正团”机会的丧失,让很多人为他扼腕叹息。就在大家都还在议论时,严高鸿又一头扎进了教学中。

  方云光心里并不踏实,他可不想这位年轻的优秀教员背上思想包袱,影响工作,更影响前途。

  方云光先去找他爱人王建清,希望能一起劝劝严高鸿。但方云光得到的,只是一脸的疑惑。原来严高鸿什么都没跟妻子说。

  几次到严高鸿办公室,方云光看到的都是他认真备课的身影。

  那件事情以后,严高鸿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一心扑在教学和科研上。

  终其一生,他最大的“官”就是主编,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着半句空”。

  30多年来,严高鸿从来没有主动向组织上伸手要过任何荣誉,但他却是学院获得各种奖励最多的人;他虽然不是领导干部,但学院每一个遇到“思想疙瘩”的老同志,都愿意找严高鸿交交心。

  严高鸿去世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唁电飞向《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表达着崇敬和哀思。其中有一位老作者打来的电话,让学报的编辑们再次深受感动。

  这位老作者名叫鲜开林,是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学报的编辑认识鲜开林,是从他7年前寄来第一篇论文开始的。严高鸿对这个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的同行很是赞赏,后来编发过好几篇鲜开林的文章。他们经常在电话里热烈地交流、讨论,一来二去,编辑们都以为鲜开林是严高鸿的老朋友。

  这次来电,鲜开林道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惊讶的消息,虽然他和严高鸿相识已久,却是几个月前刚见过一次面。去年6月,严高鸿受邀前往大连舰艇学院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鲜开林任教的学校也在这座城市,终于见到了心慕已久的老朋友。

  这些年,鲜开林给学报投稿没送过一样东西,没花过一分钱,在电话里他说道:“我是冲着严高鸿的人品来写稿的”。

  鲜开林向编辑部提出一个请求:“因为有事去不了南京送严教授,我寄了2000元到学报,请你们一定帮忙转交给严教授的家属。”

  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说过这样一句话,“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在这一点上,严高鸿的师德与文德有口皆碑。

  30多年的军校教员生涯中,不少机关和一些地方知名高校多次慕他之名而来,都曾试图用高薪和优厚待遇聘请他到新的单位工作,而每次都被他婉言谢绝。

  2010年12月23日,在严高鸿去世后的第四天,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令人感伤的是,“老大哥”严高鸿再也参加不了了。会议开始前,全体代表集体为他默哀三分钟。

  这次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鉴于严高鸿同志对江苏高校学报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在期刊界的重要学术地位和影响,在本届常务理事改选中,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一致赞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待任命)续任常务理事。

  在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里,严高鸿是公认的“老大哥”,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所有在职主编中,他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更是因为他高风亮节的为人让大家真正敬仰。

  2008年7月,研究会又到四年一次的换届推选了。然而,在为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推荐常务理事的时候,会议却陷入了一些尴尬。推荐的名单出来后,有一家未进入名单的学报主编想成为常务理事,他们想借此机会,为学报增加知名度,扩大影响。

  研究会的理事长就有些为难了。由于推荐的名额有限,有人参加,必须有人退出。那到底谁退出呢?

  消息不知怎么的就传到了严高鸿那里,他找到理事长,爽快地说:“这有什么不好解决的,我退出就是了。”

  理事长忙说:“那怎么行,你是我们的老大哥,谁退出都行,就你不行。”

  严高鸿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一名部队的常务理事,我不要这个头衔对我个人和单位影响都不是很大。如果把这个名额让给地方学报的同志,对他们的帮助更大。你们放心,虽然这个常务理事我不当了,但工作上的事还是一如既往地做。”

  就这样,一件让大家都颇为头疼的事,在严高鸿的主动推辞后顺利解决了。

  职业一旦与信念相结合,它就变成了可以抵御诱惑的事业。严高鸿把“人有家财万贯,我有桃李三千”作为人生的幸福指数,把传播真理视为“我的天堂、我的家”,爱在其中,乐在其中。

  做严高鸿教授的学生,无疑是辛苦的,因为他事事要求严格。但他的学生感受最多的却是幸福。

  2006年6月底的一天,一位博士生满怀着激动的心情,穿着博士服、戴着博士帽参加完学院举行的毕业典礼后,兴冲冲的跑到了导师严高鸿的办公室。

  本想对导师三年来对自己的培养和帮助表示感谢,同时也表达对自己亲爱的导师的敬意。当他跑进办公室的一霎那,惊奇地发现,导师早已从典礼上回到了办公室,仿佛正在等着他的到来。导师要求他在离校之前写出一万字的检查,写不出来在导师这里就不能毕业。

  原来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过程是有险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位博士生拖拖拉拉,在2006年寒假过后,没有及时按照论文写作进度交出论文初稿,这就让本来就比较紧张的下一段进程就更加紧张了。严教授非常生气,反复督促他抓紧修改,险些不能按时交卷。最后虽然及时完成,而且得到当时的院长毕文波的赞扬,但是这并不能让严高鸿满意。因为这种学风并不是严高鸿要求学生应有的学风,这种做事态度不是严高鸿要求学生应有的做事态度。

  严高鸿要求他在几天内深刻反省自己这三年来做学问中的问题,必须写出一万字的检查才能离校。并且在办公室对他讲授了深刻的“最后一课”,谈了对他以后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建议。严高鸿的语重心长感动了这位学生,三天之后,上交了自己学生生涯中的最后一篇“人生论文”。

  对已经毕业的这位学生,严教授还是不放心,趁开会之际,还亲自到了学生所在的工作单位,嘱咐他的领导说:“我这个学生是块好材料,只是惰性比较大,你们要盯紧了……”

  “培养学生,不是培养学生戴上博士帽,而是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做学问的习惯、学风,培养学生做人、做事的态度。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求我们像马克思那样,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我们的学员。”

  2004年拜读在严高鸿门下的博士曹展明回忆:老师总是做着架桥铺路的事,把我们送上理论研究的康庄大道。2005年的初冬,《中国军事科学》编辑部向严高鸿约稿,请他对当前新军事变革快速发展的浪潮中,军事思维领域该如何创新谈谈看法。

  严高鸿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他整理好相关资料后,找来了自己的学生曹展明。“小曹,《中国军事科学》约了一篇关于创新军事思维的文章,我想让你来写。”严高鸿满怀期望地说道。曹展明有些犹豫:“老师,这本杂志层次太高,我怕写不好。”看着学生顾虑重重,严高鸿捧出了刚才梳理好的资料:“这是我前一阶段研究的成果,你拿去看看。”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曹展明马不停蹄地投入到论文的筹备工作中,虽然干劲十足,但是遇到的难题却不少。严高鸿好像能看懂他的心思似的,好几次在他遇到瓶颈的时候,都悉心地给予指导。从文章的破题、立纲、论证等每一个环节,严高鸿都认真把关。

  几易其稿之后,一篇题为《拓展军事思维创新路径的几点思考》的论文放在了严高鸿的案头,他认真审改了几遍,总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篇稿子就以你的名义发出去。”“老师,这可不行,文章里观点大都是您的。”曹展明心里清楚,导师才是论文的主要作者。

  严高鸿不容分辩,他教导小曹要以这篇文章为标准,在理论研究的道路上好好地走下去。听完导师的鼓励,曹展明心头暖暖的,他明白了导师的良苦用心。

  不久后,《中国军事科学》在2006年第一期以整整5个页码刊登了这篇文章。

  教师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教师要具有宽广的胸怀,把自身的工作与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就会自觉提高自身工作的要求。今天,在教师待遇尚不高的情况下,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有深深体验到教师工作乐趣的教师才能做到。教学乐趣,是教师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

  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严高鸿的学生都有一个相同的感慨:“严老师带学生很民主,他始终尊重我们的想法,以对话者的立场跟我们讨论问题。”

  2007年11月,博士入学才两个月的王积建就和导师严高鸿发生了一次“争论”。

  那时候,严高鸿和毕文波正带着几个博士生研究当代军事战略思维,希望王积建也参与进来。

  没想到,王积建有自己的想法,他跟严高鸿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人一直在研究军事思维,可是连思维到底是什么都没弄清楚,所以我想从源头出发,研究中国古代兵学文化中的谋略思维。”严高鸿听他这么一说,很是赞赏,但也有些担心:“古代文化研究起来很复杂,要看很多古籍,没有很强的古文功底恐怕很难研究透啊。”

  王积建拍了拍胸膛:“我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也有古文功底,一定能研究好的。”说着,王积建就顺口背出《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还没等到他背完,严高鸿就拍板:“好,既然你有这个想法,我一定支持你。”

  在王积建看来,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特色之一在于谋略,而谋略的起源就在先秦。所以王积建把研究的重点就放在先秦的谋略思维。

  严高鸿说的支持可不仅仅是精神鼓励。古代文史并不是他的研究领域,“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指导王积建研究这一领域,他仔细研读了相关资料。《历届孙子兵法研究会论文集》一共七本,严高鸿更是一本都没落下。

  严高鸿带研究生,并不是依据自己的研究特长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根据学生的特长,诱导积极性,激发创造力,让学生自己去开拓学术领域。这是王积建十分感动的地方。

  2010年6月,王积建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先秦军事文化中的谋略思维》顺利完成,终于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成为了一名小专家。

  如果说刊物是编辑的名片,那么“严高鸿”这张名片后面必然蕴含着高洁、自持、骄傲。

  与学报携手十三载,从壮年步入花甲,严高鸿一心维护学术的纯洁。他自己是这么做的,也要求别人如此。

  刚调到学报工作时,编辑周峰本科刚刚毕业。在学报这个团队里,最低的职称都是副教授。周峰的压力并不小。

  2009年12月,硕士即将毕业,周峰手上却拿不出几篇像样的学术成果,心里很是着急。

  怀着忐忑的心情,周峰把一篇刚刚完稿的论文寄给了某中文核心期刊。没想到,两天后那家杂志就来消息了:准备在新年第一期用稿,附带条件是需要寄1500元的版面费。

  周峰有些心动了,这家杂志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低,如果有一篇这样的成果,绝对是可以撑撑台面的。但这件事到底靠不靠谱,他有些拿不准,于是去找严高鸿商量。

  走进主编办公室,严高鸿正在改稿,红色的批注几乎爬满了所有的空白。听完周峰的事,严高鸿抬起来头,语重心长地说:“小周啊,这样的文章就是发出来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还年轻,可不能因为一篇文章留下污点啊。当编辑是要为别人做嫁衣的,自己不能淡泊名利,那怎么行。要对别人负责,可先要对自己负责呀。”

  听了这一席话,周峰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回去以后,他马上回绝了那家杂志。

  虽然文章没有很快发出来,但周峰却获得了比一篇成果更有意义的东西。

  学报每年靠院里拨款办刊,学报的清贫众所周知。然而,学报其实很早就拥有登载广告的资格。为此,不少人多次提醒严高鸿,可适当刊发一些广告增加经济效益。

  严高鸿坚决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学报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质量,学报的品质更不是靠赚取广告费来支撑。他宁愿守着物质上的清贫,换得精神上的崇高,他宁愿不要“天下皆知”,但求学术的纯净。

  严高鸿一次次地拒绝了刊发广告的建议,有一次却很例外。当《中国共产党》杂志社的同行找到严高鸿,希望能在学报上介绍这本杂志时,严高鸿二话没说,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并且给了一个整版用于宣传。

  一位同行感叹:严高鸿“不做广告”反而是他们最好的“广告”,“不做广告”将学报对于学术的追求和坚守广而告之……

  2010年12月21日晚,严高鸿的灵堂前聚满了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学生。

  人群中,一个叫沈根华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他踉跄了几步重重地跪在灵堂前,“导师,我舍不得您走啊……”,沈根华痛哭着,不住地向严高鸿的遗体磕头。看他情绪几近失控,在一旁的杜永吉师兄一把扶住了他。

  在严高鸿的学生中,沈根华是后来进博士流动站的博士后,所以师兄师弟对他都不是太熟悉,待沈根华呜咽着说出心里的故事后,才家才知道原委。

  2006年,沈根华进入博士后流动站,根据要求,沈根华需要带课题才能进站,沈根华手上一时没有课题,正在他为此为难之时,严高鸿将一个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课题原本是学院赋予严高鸿的重大科研课题。

  沈根华对这一领域是陌生的,受领任务的时候他心里根本没底。为了给这个年轻人树立起信心,严高鸿亲自担任课题主持人,参与到课题的设计工作中。在他们的精心准备下,凭着课题重大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他们立项的《和谐理念论》申报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和谐理念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和时代发展步伐、国内外形势紧密联系的,要研究好这一课题,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严高鸿带着沈根华跑遍了南京知名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文献。严高鸿用眼过度,为了缓解长时间阅读造成的眼睛干涩、疼痛,他几天时间就能用完一整瓶滴眼液。就在一次次往返图书馆的奔波中,他从卷帙浩繁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整理出几大捆有关和谐的资料。

  “导师就像春泥一样,把营养都输送给了我们这些树苗。”沈根华哭得像个孩子。

  “这样的事情岂止发生在你身上,导师总是这样……”,沈根华的故事勾起了大家的回忆,他们一个个跪倒在严高鸿的灵堂前磕头,追思着那比海还深的恩情。

  泰戈尔说过:“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干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的绿荫。”教师的事业就是叶的事业,教师的人格就是叶的人格,她把养分输送给花和果,把赞美和掌声留给花和果,她为他们遮风挡雨,送上绿荫,而不求任何回报。这样的奉献和人格,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严高鸿常常对身边的教员们说,当看到我们的学员像蒲公英一样坚定顽强地走到各个基层岗位,像向日葵一样,内心的感激永远朝着母亲的方向,当他们用自己的忠诚和勇敢戍守边防,当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带到四面八方,我们当教员的价值就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诠释,教员的幸福就在这里得到最大的张扬。

  一辈子的大爱无言——他把炽热的真爱化作默默柔情,根植进了妻儿和他人的心田

  照片上的他,温暖地笑着,目光慈祥又明亮。手捧严高鸿的遗像,妻子王建清心如刀绞。

  12月16日晚上,严高鸿满脸倦容地进家后,靠在沙发上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建清,我太累了,真的是干不动了。”

  王建清既心痛又嗔怪道:“现在是信息时代,是年轻人的天下。你毕竟到了这个年龄,你不能和年轻人比,马上退休了你就不要再干了。

  12月17日,严高鸿下班回到家里,王建清端上来一碗面条,还有一份萝卜烧肉,这是严高鸿最爱吃的。

  坐到饭桌上,王建清问他:“高鸿,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结婚啊!”严高鸿回答道,脸上露出一丝歉意,没有接着说下去。

  风雨同舟生活了32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从来不需要鲜花和美酒,只要相互对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

  吃过晚饭,严高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解放大西南》。

  看了一会儿,高鸿指着电视,很认真地说:“建清,你知道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吗?因为一个不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和政府,注定是要被人民唾弃的!”

  说完,严高鸿站起来,又一头扎进了书房。

  王建清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天,竟然是她和高鸿的最后一个结婚纪念日。

  严高鸿走后的几个月里,王建清每天夜里都要抱着丈夫的睡衣睡觉,一遍遍地吻了又一吻,亲了又亲。32年了,她已经习惯了闻着高鸿的气息才能睡着。

  王建清心里明白,高鸿这个不会浪漫的男人,对自己就像慈祥的父亲精心呵护着心爱的女儿,没有豪言壮语,却爱的实实在在。

  2005年的暑假,严高鸿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陪王建清到唐山、北戴河、承德等地旅游。

  一路上,王建清像个开心的孩子,看到新鲜的景物总爱往前凑一下,严高鸿则跟在她后面,不停地嘱咐这嘱咐那。

  在美丽的坝上草原,他们被一个叫“滑草”的项目吸引了,乘客坐在小车上,借着惯性从高高的草坡上飞驰而下,十分新奇且惊险刺激。看着王建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严高鸿忙阻止她说:“年轻人玩的东西,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王建清却认为机会难得,很想尝试一下。严高鸿最终答应了她的请求,并和她一起坐进了山顶的小车。王建清心里知道,高鸿之所以也“凑”了“热闹”,并不是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而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安全,特意上去保护她的。

  草原上的温度比城市低很多,一天下来,王建清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症状,严高鸿嘟囔了一句“让你多穿件衣服,你就是不听”,便没再多说什么。到宾馆安顿下来的时候,夜色已深,严高鸿让妻子早点休息,自己却走了出去,说是要“去看看夜景”。

  一个多小时后,严高鸿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盒感冒冲剂。原来,他是专门给王建清买药去了。这个时间还在营业的药店已然不多,他是走了多少路才买到的这盒药啊!

  严高鸿生前常说,这辈子最欠的就是妻子。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允诺过王建清,等他正式退休后,他要把以前欠她的都补回来。

  2010年夏天,严高鸿应邀去贵阳的参加一次哲学研讨会。王建清喜欢旅游,就一起去了。

  让王建清没想到的是,除了开会的时间外,严高鸿一步也没离开过房间。他不是看会议发言稿,就是修改论文,王建清只好一个人在贵阳玩了两天。

  这次出差回来后,严高鸿准备2011年4月就退休,王建清就开始了攒钱计划。就在结婚32周年前夕,王建清从银行取了17万元准备买车。王建清喜欢上网,她一连几天上网搜集资料,相中了一款小型的polo。

  让王建清伤心欲绝的是,离退休只有100天的时候,高鸿却先走了。

  严高鸿患牙病已有多年,每次工作累了就疼。但严高鸿为了节省时间,很少到十几里远的军区总院,而是到学院附近的私人牙科诊所治疗,几年下来,花了一万多元。就连医生都纳闷:“严教授,我还真不明白了,你的牙神经都暴露在外面了,怎么还不去大医院好好看看?”

  那一沓发票静静地躺在严高鸿的书桌里,它们是一个教授忘我工作的见证。

  一生俭朴的严高鸿,从来不肯往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去年过生日时,儿媳妇花了一千四百多元给他买了一件羊绒背心,但是告诉他只有八百块钱。他非常喜欢,只在当天试穿过一次。

  为他换送终衣服时,老伴泪流满面为他穿上这件他珍藏着的羊绒衫,这时,站在一旁的同事发现,商品标牌还挂在衣服上。

  严高鸿去世之前,他在儿媳妇郭苏原的眼里,他这个“将军爸爸”其实就是个沉默寡言的怪老头。

  严高鸿去世后,面对一拨一拨前来吊唁的人,看到大家脸上痛苦的表情,一行行真情的泪水,她的心灵震撼了,才真正走进了值得她一生怀念的爸爸的内心世界。

  严高鸿的孝顺,这在他的家乡都是有名的。

  15岁那年,严高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德县中。这是一件给全村的人都长脸的事。

  严高鸿每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这个孝顺的孩子都会用省吃俭用下的余钱,给家人带点城里的东西。一年夏天,放假回家的路上,经过家雪糕店,严高鸿一下子被那些雪白色的“糖”吸引住了。

  严高鸿心想,家人肯定也没吃过这种“糖”,于是用五分钱买了五根。

  从广德县城到村里,走路要走四个小时,但为了省下车票的钱,严高鸿每次都是步行。

  这一次,怀里揣着五根“白糖”,他有些激动。没想到,走着走着,那“白糖”开始变软了,又走了一段,开始化水了。严高鸿急的手足无措。

  等回到家时,五根“白糖”只剩下五截小木棍了。从那以后,严高鸿才知道,那种雪白色的糖原来叫做冰棒。

  上小学的时候,严高鸿有个同学叫吴庭汉。由于家境十分贫寒,穿的衣服都是别人接济的,学习用品也都是同学们帮助的。

  同学们当中,学习十分拔尖、心地善良的严高鸿却是吴庭汉最好的朋友。严高鸿不仅学习上帮助吴庭汉,生活中更是处处爱护有加。有时候,遇到家里有好吃的,严高鸿把自己的那一份留下来,带到学校给吴庭汉。

  2003年,吴庭汉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得知这一情况,严高鸿坚持要他来南京就医。

  到了南京以后,吴庭汉在严高鸿家里,一住就是十几天。这期间,严高鸿陪着吴庭汉找医院,约专家,忙前忙后,就像自家兄弟一样。那时候,严高鸿工资才三千多,而给吴庭汉看病花了他近两个月的工资。

  吴庭汉回家后,严高鸿还不放心,多次打电话来问,吃了药效果怎么样,效果好让他再来南京,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把药寄过去。

  吴庭汉怎么也想到: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已是“大官”的严高鸿,老同学的本色一点也没变,不仅一点架子没有,对自己的帮助一如当年。

  虽然腿病见效不是很明显,但严高鸿每次再打电话来时,吴庭汉都在电话里头高兴地告诉他,自己的腿已经完全好了,请他放心。

  让王建清和孩子们为高鸿感到骄傲的是,每次随高鸿回老家,方圆十几里的乡亲们都要赶来,围着高鸿说这问那,高鸿俨然成了大明星。

  83岁的宁自和老人与严高鸿是同乡,每每提起严高鸿回家探亲时到左邻右舍探望的热情,老人就忍不住热泪盈眶。“严高鸿真是个好人,都已经是将军级别的教授了,却没有任何架子,还老是给我们带营养品,让我们注意身体。可没想到,他竟然就这样走了……”

  老人在得知严高鸿去世的消息后,吵着要到南京去,要亲自为严高鸿送行。考虑到老人家年龄太大,行动不方便,子女们都劝他不要去。为此,宁自和老人一连三个晚上没睡好觉。于是,他让自己的女儿上网,在新华网找到了严高鸿去在开题报告会上新闻的照片。宁自和要求女儿把照片洗了出来,并且装了镜框,放到了屋子的中堂。在当地,中堂是敬神和祖先的地方,如今,却寄托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更寄托了他们一家人对严高鸿的敬重和哀思。

  程福华教授和严高鸿不仅是南京大学的同学,分到政治学院后又在同一个教研室任教,他们之间35年的同学战友之情,早已成了亲人之情。回忆起28年前的那一场家庭灾难,程福华老泪纵横地说,如果不是高鸿帮我,我不会有今天!

  那是在1983年的夏天,程福华浙江常山的老家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灾,家里的房子被冲垮了,父母和妹妹不得不住进了简易的棚户里。突如起来的灾难让程福华心里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家人,然而,这仅仅是厄运的开始。仅仅一个月后,程福华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两个月后母亲也离他而去。就在他沉浸在失去父母的悲痛中时,当年年底,奶奶又撒手人寰……

  短短半年时间,先是家毁了,接着连丧考妣,小时候最疼他的奶奶也离开人世,接二连三的打击让35岁的程福华难以接受。这段日子里,他白天总是没精打采,晚上又总是在家里以泪洗面,负责的教学工作明显落了下来……

  这一切严高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时严高鸿和程福华在一个教学小组,每天休息的时候,严高鸿总是把他拉到一边,和他谈心,鼓励他走出阴影。严高鸿告诉他,只有自己工作得更好,活得更好,才能够对得起离去的亲人,只有把这个家重新建起来,才能让亲人们含笑九泉。

  在安慰战友的同时,严高鸿还把他的不幸向组织一一汇报。当时学院规定每年只能因为突发事件给干部发一次补助,但在严高鸿的极力建议下,学院当年就拨出了四笔共200元的补助给程福华。

  做一个让身边的人说好的不难,难就难在认识他的人都能记着他的恩情。

  孜孜以求,燃心为烛,严高鸿把音容定格在党的事业上,把心血播撒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的热土上,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颂歌。

  身为人师,行为世范,严高鸿倒下的岗位就是我们的阵地,教授未竟的事业就是我们的目标,接过教授手中的旗帜,我们将沿着教授的足迹继续冲锋。

  明星陨落,天地同悲,严高鸿的身影将深深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而我们则永远活在教授为之奋斗终生的壮丽事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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