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高鸿:教员最高荣耀是倒在讲台上

严高鸿教授与毕业生在一起 图片由南政院提供

  中广网北京5月23日消息(记者王亮 渠晓静 通讯员唐研铭)一辈子的人生坐标——生逢盛世就要报效盛世,他将信仰和生命一起镌刻在坚守的阵地上。

  安徽皖南,苏浙皖三省交界一个叫广德的地方,处处是成片的竹山林海,这里便是严高鸿的家乡。

  严高鸿的脑海里,永远铭刻着这样一幅画面:上世纪三十年代,遭受战火涂炭的中国大地上,处处是逃难的穷苦百姓。一支从常州往皖南逃难的队伍中,一位中年男子,肩挑一副箩筐,左边是所有的家什,右边是刚满周岁的孩子。这个中年男子,就是严高鸿的父亲,筐子里的孩子是他们的大儿子。因为孩子出生在山上的草棚里,取名叫严高棚。

  父亲将这段往事讲给严高鸿听,严高鸿又将这段家史传给了儿子严文昊。

  儿时的严高鸿,放牛是他生活的重要一部分。这个乡村少年没有骑在牛背上吹响牧笛,却常常手捉石子儿在山岩上写写画画。蓝天流云,怪石清泉,松蚁猪獾都给他无限的想象空间。

  宇宙是什么,天空有多远?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何为哲学,但他的幼小心灵已经在哲学边缘流连。

  严高鸿自小聪慧,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书就是他的命根子。有一次,严高鸿骑在牛背上看书,看得入了迷,一不小心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他没有关心哪儿摔伤了,而是一个劲地心痛书被弄脏了。

  高小毕业后,严高鸿考上广德县中学,也是家乡方圆百里第一个考上县中学的。

  进入县中学后,严高鸿仿佛干旱遇甘露,海绵吸水般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他不仅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社会团体活动,担任了学校学生会的重要职务。在同一届同学中,严高鸿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组织的。

  时代的车轮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场“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和很多知识青年一样,严高鸿被迫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由于严高鸿有文化,写得一手好文章,当年到家乡征兵的部队领导一眼就看上了他。1968年3月,严高鸿穿上了向往的绿军装,走进浙江岱山某海岛部队,成为一名海防战士。

  刚入新兵连,指导员就注意这位长相清秀,高瘦如竹的年轻人。他话语朴实却蕴含力量,干活麻利又一丝不苟。新训结束的那一天,指导员送给严高鸿一本他最喜欢的书——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养成了爱思考的好习惯。很快,他就成为部队理论学习辅导员。

  哲学的光芒照耀着前程,幸运又一次光顾了严高鸿,在工农兵上大学的年代,他被“万里挑一”选送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他最喜爱的哲学。从此,严高鸿踏入了哲学的深邃殿堂,去擦拭这颗真理王冠上美丽的明珠。

  一个人一辈子要经历许多次抉择,有的抉择关系到一生的命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军队院校恢复重建。为培养全军政治工作专门人才,军委、总部确定筹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总政工作组到南京大学考察选调教员,当时著名的哲学系孙伯鍨教授在数十名部队学生中,第一个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严高鸿。当时,严高鸿已毕业回到原部队,正在部队宣传科任宣传干事的他,同时也接到南京军区调他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职的调令。

  在选择是到军区机关当一名很有前途的机关干部,还是到院校当一名清贫的政治理论教员时,严高鸿的选择令战友们有些惊讶。

  送别的座谈会上,当年的同事们对严高鸿的一番话至今印象深刻。严高鸿凝重而动情地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党和国家遭受了比战争更可怕的创伤。在国家和军队建设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理论上的坚定和清醒。当一名政治理论教员,向广大官兵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抱着“来到石头城,葬在紫金山”的决心,严高鸿告别心爱的海岛军营,来到原国民政府旧址改建的这座军事学府,从此走上了终生为真理献身的战场。

  一位毕业学员回忆起在校的时光,曾这样说:“在严高鸿教授的身上,‘信念’是能看得到的!”“信念”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怎么能看得到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走访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事,于是发现:信念,就在我们的眼前……

  严高鸿刚到学院报到时,当时学校的理论队伍力量比较薄弱,老一辈与年轻一辈的年龄差距较大,出现“断档”。哲学教研室为缩短培养周期,将年轻教员分为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个教学组,要求各组先完成本组业务,然后再准备其他两组的课程,即为“打通关”。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严高鸿那一辈年轻人迎难而上。严高鸿、汪维钧、顾智明等8个年轻教员都住在学校四号楼三楼,无论春夏秋冬,这8个房间每天晚上11点前没有熄过灯。

  怀着对教学的无限热爱,凭借对学问的刻苦钻研精神,严高鸿脱颖而出,成为教研室第一个“打通关”的年轻教员,摘取“四个第一”:当时哲学专业第一个登上讲台的年轻教员;是第一个给大家介绍授课经验的年轻教员;第一个由讲授单章节内容到讲授整本教材的年轻教员;也是第一个在《哲学研究》这样有分量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年轻教员。

  在严高鸿的眼里,教学质量就是教师工作的生命。他常说:一个不关心自己教学质量的教师,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明天不负责的人。提高教学质量不是教师口头表态可以办到的,而是要以教师的自身修养,全部素质作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千呼万唤教学质量也是出不来的。

  作为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堂,如果没有打动人心的感染力,没有引人入胜的吸引力,学员们就会感到平淡乏味,减弱对理论学习的兴趣。让马克思主义教学充满魅力,上好一堂课,一辈子上好课,这是严高鸿一生的孜孜追求。

  作为教员,严高鸿开设和讲授的课程,门门是学院的精品课、主干课或特色课;近五年来,他每年授课都在250课时以上,堂堂受到学生欢迎。

  对固有理论的认识,是墨守成规、跟着感觉走,还是主动出击、迎难而上,反映出理论工作者两种不同的精神境界。严高鸿自觉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践行解放思想的伟力,用现实的研究成果诠释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魅力。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哲学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中,严高鸿通过反复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著作,对当时的一些权威学者错误地解读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提出了质疑,明确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也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

  这篇文章随后入选了改革开放后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讨会,他虽是与会人员中最年轻的后生,却让他作了20多分钟的大会发言。十几年后,全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会长赵凤岐先生还在不同场合两次提起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个开放的体系,需要在创新中得到发展。严高鸿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始终以一种开阔的胸襟和视野,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永远保持思想上的源头活水。

  1989年,《哲学研究》发表严高鸿《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一文。他认为,自然环境作为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生产力系统参与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一论点的提出,颠覆和修正了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的基本观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文中的观点被学术界有的学者称为“严高鸿命题”。

  发现源于大胆质疑与深入探究。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提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空前提高,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也越来越大。人、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带着对真理的追求,年轻的严高鸿开始大胆探索。他翻遍了马恩的所有著作,发现马克思在论述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时,未使用过“地理环境”这个概念。通过长达半年的深入思考后,严高鸿用一周时间写就了《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一文。

  严高鸿通过论证指出,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都把地理学中的地理环境概念当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从而误解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范畴和关于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严高鸿提出,应以在人类历史中生成的“自然环境”概念取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环境”概念,重新诠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严高鸿命题”的提出,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领导决策部门的重视,对推动后来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方针、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支持。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严高鸿研究理论绝不满足于研究成果变成铅字,而是十分注重把理论成果变成指导现实的行为方式。

  过去,严高鸿家乡安徽省广德县,遍布着大量四小企业——“小煤窑,小化工,小皮革,小冶炼”。虽然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为此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却很大。家乡的发展,一直是严高鸿牵挂着的。

  有一年的春节,一个小煤窑的老板宁其斌拉着严高鸿教授问:“我想办个造纸厂,你看怎么样?”

  严高鸿一听到这个问题,就觉得机会来了,他站起来说:“大家为什么不在竹子上做功夫呢?我们广德是全国著名的竹乡,竹子的品质也好,加工竹子肯定能有市场前景,而且这是绿色经济,政府也会支持。”

  宁其斌和其他老板脸上布满疑惑:“加工竹子能挣几个钱啊?”

  严高鸿接着说:“虽然现在这样的小企业见效很快,但我们的国家要转变发展方式,这些行业都是国家的严控行业,很难做长久。所以,我建议大家做环保企业,我们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严高鸿的话给了宁其斌很大的启发,经过多次论证,宁其斌在县里办了一家竹木制品公司,生产竹制地板。

  严高鸿可不甘愿只当个“顾问”,只提意见。回到南京后,他依旧和宁其斌保持密切联系,多次鼓励宁其斌进行技术革新。

  2007年,宁其斌的企业在研发新产品遇到问题。严高鸿把这个问题揽了过来,他专程赶往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航空大学,找学校的教授请教技术难题。正是因为严高鸿的牵线搭桥,两所大学与企业签订了合约,为新技术研发解决了难题。

  如今,这家企业越做越大,年产值已上亿元,产品远销海外。回忆起企业一路走来的历程,宁其斌最感谢的人就是严高鸿:“他虽然是一名学者,但更有企业家的头脑,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

  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严高鸿感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事业迫切需要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30年来,党的创新理论每发展一步,严高鸿和他的战友们,就把党的创新理论的光芒送进座座军营和千家万户。

  1985年的9月的一天,严高鸿和顾智明两位年轻教员坐上了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他们刚刚结束了在四川的授课任务,正赶往西藏继续理论宣讲之旅。

  当时,部队的人才队伍建设正朝着知识化的目标转型,全军干部掀起了自学考试的热潮,他们这次为基层官兵作理论辅导,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

  踏上神秘的西藏,两人心潮澎湃,他们无暇欣赏蓝天白云和雪山圣湖的美景,一到拉萨就投入到工作中。两位教员的第一堂课是红着眼眶讲完的,他们被一群皮肤被灼晒成紫色,嘴唇皴裂的官兵围在中间,细致地解答着每一个问题。官兵们的学习热情让两人深受鼓舞,他们等不及适应高原的恶劣气候,就奔赴下一个授课的部队。从拉萨到山南再到林芝,每天近600公里的颠簸,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让人头昏脑胀、浑身酸痛,实在难受的时候,两人就吸着氧气硬撑过去。不管有多劳累,走上讲台以后,他们依旧精神百倍、激情四射。

  在西藏一个星期,本来就精瘦的两个年轻人变得更加干瘪,看到两人累成这样,部队的领导既心疼又欣慰。在成都稍作停留,两人又匆匆赶到沈阳军区。列车滚滚从朝阳驶向锦州,每到一个地方,他们的课堂都是人潮涌动。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党的方针政策,一堂课下来,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他们还舍不得离开,总要回答完大家的提问,再回招待所休息。巡讲临近结束,他们又受领了一项调研任务,为了赶时间,两人没等买到座位票,在火车上一路从锦州站回了南京。

  这次跨越南北的巡讲历时一个多月,严高鸿和顾智明先后授课40多场次,行程近万公里。

  有一位伟人曾经这样说过:那些抛家弃子,在前线死打硬拼,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英勇战斗的人,他们是在崇高的信念支配下才这样做的。对于那些战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战士们来讲,不也是如此吗?严高鸿就是一位这样捍卫真理的战士。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面对国际大环境和国内的政治风波,“马克思主义还行不行”、“社会主义还能走多远”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疑问。严高鸿和他的同事们却挺立潮头,在一些人沉默时吹响了号角,在“西风”呼啸中举起了旗帜。

  通过系统地研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文献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南京政治学院的教员们编写出国内第一本20万字的教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概论》,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旗帜鲜明地为全院各类学员开出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系列讲座。

  这期间,严高鸿和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孙伯鍨教授经过多年努力,参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一直被许多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

  2004年,该书重新修订后被国家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

  “别人有宝剑,我有笔如刀。”严高鸿始终与真理同行,站在时代的潮头,用他的笔揭露谬误和险恶。

  世纪之交,“法轮功”邪教和伪科学沉渣泛起、 “普世价值”论甚嚣尘上。作为学报主编,严高鸿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把自己的想法向院党委作了汇报。

  然而让严高鸿犯愁的是,学报专栏第一篇文章用什么呢?必须得够分量才行!6月初,学院汪维钧教授从总部参加完“破析法轮功”小组返回,将情况告诉了严高鸿。听说他与反对伪科学的斗士、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有所接触后,严高鸿立即请汪维钧专门赴京登门拜访,约请何院士撰写相关文章。

  其实严高鸿与汪维钧心里都没底,这样的大家会给我们的学报写稿吗?而“法轮功”势力十分猖獗,甚至达到了“谁批法轮功,就围攻谁”的程度。

  经过多次联系,事务十分繁忙的何祚庥院士当即表示:“解放军,我们一定支持。”很快,一篇题为《共产党人必须是无神论者》的何祚庥署名文章作为专栏的第一篇专稿,发表在了1999年第4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这组文章发表后不久,中央就提出取缔“法轮功” 邪教组织。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为此专门通报表扬:“可以展望,这家学报的办刊经验将在学报界产生先导性示范效应,使高校学报成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

  严高鸿任主编13年来,每一次党的创新理论的提出,学报都在第一时间开辟专栏,约请军内外知名学者撰稿,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坚守阵地,要有一批忠诚勇敢的战士;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更需要有一支开拓创新的队伍。

  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历了新技术革命的第一波高潮。80年代初,我国著名自然科学家钱学森呼吁创立当代形态的思维科学。此后,国内各个领域兴起了对当代思维学的研究。

  1991年的早春,海湾战争像一场风暴席卷全球。全新的战争观念和作战样式,引起了严高鸿和他的同事们的强烈震撼和深深思考。

  1994年,我国第一本军事思维学专著《军事思维学论纲》第一主编、总政宣传部副部长毕文波教授,走马上任南京政治学院院长。共同的追求和兴趣,毕文波和严高鸿一见如故,两位教授共同携手筹划拓展军事思维学研究。

  1997年以来,为适应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需要,严高鸿和学院老院长毕文波教授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起牵头推进军事思维学学科建设。

  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要真正做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学员的头脑,就必须从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引导学员深刻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性。

  经过多年探索,他们为学院博士生等班次开设了《军事思维学》、《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当代军事战略思维研究》、《现代军事革命》等课程。他们重点攻关的两个课题分别被立项为全军“十五”规划项目和学院“十一五”重点项目,其中《军事思维学前沿问题研究》一书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一届“军事科学版精品名著奖”。严高鸿主编的《当代军事哲学》列入了总参下达的全军院校重点网络课程建设项目。

  人才是立国之本。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依托这一学科,他们先后培养了15名硕士,23名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为军队建设输送了一批高层次的研究人才。

  老院长毕文波心里一直有一个“如意算盘”:自己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投入到教学科研里面。严高鸿比他小了九岁,到自己确实不能再动了,他还可以再有九年时间,也还可以领一群人再做一些事情。然而,高鸿却离他先走了,这对于一个老战士来说,身边战友的倒下,怎能不让他伤心欲绝。

  几十年来,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政治考验面前,在改革开放利益关系调整时,在紧张的军事斗争准备中,严高鸿的眼光始终盯着重大现实课题,将自己的信仰和生命一起镌刻在了坚守的阵地上。

  新世纪初,我国国家安全经受着考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一些人因为在改革进程中自身利益受到冲击,或因对暂时困难不理解,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疑虑。

  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一些人以“学术自由”为幌子,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鼓吹“淡化论”、“取代论”、“消亡论”。有人主张“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有人主张“主流意识形态应被取代”,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当消亡”;甚至有人否定近现代以来的革命传统,认为“革命不如改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悲剧。

  2001年的暑假,严高鸿推掉赴云南疗养旅游的邀请,一头扎进书房,一连几天昼夜“开车”,写出了《新时期必须把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一文。

  文章鲜明地指出,要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把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很快,文章就被《军队政工理论研究》全文刊发。

  2009年,党和国家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又面临着各种新课题新矛盾,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一轮思想解放的主题,是要进一步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这个主题和目标,既是由我们在改革开放新阶段面临的各种新课题新矛盾决定的,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新阶段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2009年第3期《湖北社会科学》上,刊发严高鸿撰写的《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实践标准与解放思想》。文章很快在理论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科学发展》、《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丛书第4辑》同时收录了这篇文章。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晚年曾这样表达自己的学术信念,希望自己的学术努力作为后薪,能够为古老的中国哲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做出自己的贡献。

  严高鸿把自己的部分作品结集为《哲学和军事哲学集薪录》,就是希望能将自己的一些思考,对哲学和军事哲学的发展加一把火,尽一点力,以启发后学,薪火相传。

  从军四十三载,严高鸿始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磐石般坚守自己的阵地,像行星恪守自己的轨道,将自己的信仰和生命,一起镌刻在了人们的心头。

  一辈子的事业追求——宁可透支生命也不拖欠使命,姓名里蕴涵着他人生的高远

  走进严高鸿简易的办公室,给记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是《南京政治学院学报》获得的一系列令人称赞的荣誉,二是严高鸿亲自修改批阅过的一叠叠“红色样稿”。

  在全国9000多家期刊中,《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先后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刊奖提名奖”、“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等殊荣,被选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首批“军事学核心期刊”,连续5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2000年3月,全国人文社科学报评审。全国学报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协涛教授这样评价说:“从政治质量、学术质量,以及编校出版质量看,《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在军队院校的学术刊物中属凤毛麟角,与全国期刊相比也是属于佼佼者。”

  一本只有27个年头的军队社科类学术期刊,何以能在全国近万家刊物中脱颖而出?又何以在全国人文社科界具有如此竞争力和影响力?她的魅力何在?

  面对这些骄人的成绩和荣誉,没有人会质疑或嫉妒,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们凝结了广大作者、学院师生、学报编者特别是严高鸿的所有的心血艰辛,每一个读者知道,每一个作者知道……

  严高鸿去世后,老院长毕文波激动地说:“我们1997年请高鸿当主编,期望他用10年的时间把学报推向全国。没想到,他只用了五年多时间,就实现了这个要求,实在是不容易啊!”

  严高鸿接任主编后首先想着这样一个问题:学术的最终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解决问题。聚焦理论前沿,瞄准社会热点,为解决部队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现实指导和舆论支持,这是办刊最重要的理念。

  正是拥有这样一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责任感,所以学报总是能在纷繁的现实问题中聚焦前沿、瞄准问题、面向部队。

  1999年12月,学报被总参总政遴选确定为军事学重点建设期刊。这一定位的变化,意味着刊物的建设方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严高鸿深谙,特色是一个刊物的灵魂,没有特色,就注定流于平庸。能否形成自己的特色,将是决定学报能否赢得生存空间并脱颖而出的关键。南政院是一所军校,学报就应该姓军;既然被确定为军事学重点建设期刊,就应该聚焦军事,军事特色就应该是学报的特色。

  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严高鸿在打造学报的特色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他们从学报扩版、栏目设计等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做起,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细致的考虑和周密的论证。

  2000年起,“军事心理学”、“军事伦理学”、“军事文化学”、“军事社会学”等一批特色栏目相继设置,其中有些栏目填补了全军的空白。学报的“军味”变浓了,发表了一批在军内外颇具影响的成果。

  2004年第4期学报上,“伊拉克战争与新闻媒体战研究”专栏,引起了军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当时,学术界对于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媒体战众说纷纭,各种刊物也只是零星刊载相关方面文章。作为全军唯一开设军事新闻专业的军队院校的学报,严高鸿认为完全有必要开设专栏进行系统论述。文章一经刊出,有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好评如潮,所刊登的文章也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姚有志少将如此评价:《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以“鲜明的主题,明确的宗旨,突出的特色和融思想性、学术性与现实性于一体的高质量稿件,在丛林般的期刊群中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并赢得了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信赖及赞誉。”

  办好学术期刊,离不开“两支队伍”,即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严高鸿坚持把“两支队伍”作为财富来经营,使学报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后备队伍。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严高鸿通过长期约请军内外知名学者撰稿、有重点地培养教员和研究生学员、利用下部队调研广泛交接官兵朋友等各种方式,逐步联络、建立和发展了一支由“龙头+骨干+基础”三个梯次组成的作者队伍。即,以全军知名专家学者为龙头、以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为骨干、以部队政治工作干部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员为基础,从而为打造精品、保证质量提供了平台。

  国防大学许志功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都曾为学报撰写专稿。

  名人大家们的稿件为学报增添了厚重,但对专家的文章严高鸿一样严格把关。

  2003年第3期,学报刊登了一篇《中国军事新闻的国际化传播》的论文。这篇文章比较早地探索了我军对外宣传工作,对现在受到高度的重视的军事外宣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作者王林教授是“中国新闻奖”获得者、军队“军事外宣”常备专家。

  王林把这篇文章投到学报时,是很有信心的。一天后,严高鸿亲自给王林打电话,对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在“国际信息流通环境的态势和改进的做法”等方面提出了几点看法。王林听后很是佩服,对并非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严高鸿都能够提出如此有见地的看法。迅速做了修改后,又给严高鸿送了过去。过了几天,严高鸿再次给王林打电话,说文章已经上版了,自己又做了几处细小的修改,请不要介意。

  不久,文章顺利发表出来,王林仔细数了数,跟自己最近一次投过去时相比,又改动了10几处,虽然都是小的疏通,但能看文章细致到这样的程度,让王林钦佩不已。

  该文章刊出后即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选中,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同年9月荣获2002—2003学年学院二级精品。

  大家手笔,成就了该学报的大家风范。同时,编辑部也把学报作为培养青年学术骨干、发现新人的一个重要阵地,一批有影响的青年学者就是从这片田地中崭露头角的。

  “方永刚”,这个名字里透露出一股坚贞执着、自强不息;“严高鸿”,这个名字暗示了一生的清亮高远、德高宏达。其实,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彼此都并不陌生,他们的“八年之交”在编辑部被传为美谈。

  2000年6月,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讲师方永刚向学报投来第一篇文章——《西方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特点及对策》。这篇思维开阔,饱含激情的文章让严高鸿为之一振。他开始注意这个叫方永刚的年轻人。

  那时的方永刚,笔力刚直,思维敏锐,但在学术规范和风格上,却经常不符合学报的风格。严高鸿少不了打电话过去让他修改。几年下来,方永刚成了学报的固定作者之一。

  2004年5月,正在读博士的方永刚和导师黄金生教授,专程从大连赶来,向严高鸿征求博士开题的意见。

  风尘仆仆的两人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到编辑部找严高鸿。

  在他的办公室里,凭借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及宽阔的学术视野,严高鸿侃侃而谈。

  方永刚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很少,但每次来,必然会去编辑部找他的“严老师”。 从改革开放的那一声巨响,到新时期国家的战略机遇;从海湾战争信息化的锋芒毕露,到伊拉克战争的先发制人战略;从国家的历史变迁,到党的创新理论……两名用生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忠诚卫士,一谈便是半天。

  2006年,方永刚病了,但他依然坚强如战士坚守在岗位上,笔耕不辍,像往常一样给学报投稿。

  2007年2月1日,在方永刚转到北京301医院治疗的同一天,他的文章《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学报上刊发。生病期间,方永刚还收到一封严高鸿老师的来信。那封远道而来的书信,带着真诚祝福,劝慰这位“并肩作战”的战友一定要养好身体。

  严高鸿年长方永刚十五岁,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因为年龄差距而有所隔阂。相反,因为同在一个阵地,坚持同样的信仰,他们的心贴得更近。

  相交近八年,两人谋面虽不多,但早已是知己。方永刚去世后,严高鸿不胜惋惜。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追思这位理论战线上的不屈战士。

  冰心曾经说:“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而它当初的芽儿却浸透了牺牲的心血和汗水。”

  为了提高办刊质量,严高鸿始终坚持“一流标准”潜心作为。每期学报25万字,128个页码,他从一开始就要求“不错一个观点、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

  无论工作再忙,事情再多,严高鸿都要坚持每期稿子审阅三遍。学报编辑出版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把关,从文稿的标题、摘要、关键词直到参考文献,他都要逐字逐句审改,有时竟连页眉、页脚都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的文字。

  对待每一篇文章,严高鸿就像艺术家对待手中的艺术品一样精雕细刻。在他眼中,“每一篇文章都是播撒思想的种子,要对得起作者,更要对得起读者,必须始终追求卓越和一流。

  每次出版前,他要再请六名不同专业的专家教授担任刊物的第一读者,然后把第一读者的意见收集起来,再对文稿进行修改。最后再送领导审读。

  校对清样时怕眼睛看花,他就用尺子一行一行地压着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那曾经崭新锃亮的“老伙计”被磨得没了刻度,成了一个光秃秃、直板板的磨砂塑料。

  一把普通的尺子,打磨的没有了刻度,却铸造了人生的标准。它丈量的不是厘米毫米的长度,而是拼命工作的责任心、勤俭节约的朴实心、一丝不苟的严谨心和用生命铸就的一颗火红的忠诚之心!

  “你是我的第一读者,要多给学报挑错,越多越好。”直到现在,汪维钧教授的脑海里依然会浮现起严高鸿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回想起过去的13年里,严高鸿拿着学报清样给他这个“第一读者”审阅时的场景。转眼13载春秋,斯人已逝,汪维钧再不忍翻开桌上那份清样,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写满了一位主编的心血和执着……

  13年里,严高鸿在办公室里笑容最多的,竟然是每次看到“第一读者”给学报挑出错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发现学报上一个细节错误,他知道了甚至会手舞足蹈。他还专门送给我一套《马恩选集》,就为了方便我给他挑错……”30年相识,汪维钧知道他的这个老大哥是把学报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严高鸿任主编的一开始,汪维钧曾经给学报挑出十几处错误,从那以后,学报的错误率越来越少,到最后,25万字的草稿,第一读者们甚至挑不出哪怕一个错误。这背后,是严高鸿对错误的细致总结和及时改正,是他一次次地给自己加码……

  最让汪维钧难以释怀的还是严高鸿去世前一周两人的约定。以往的每一年,严高鸿都要在年底请学报的“第一读者”们聚一聚,开个年会。一周多前,严高鸿遇到汪维钧,一如往常的说“等下个周末咱们几个聚一聚,我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这些‘第一读者’。”

  如今,再也无法在每一次接过样稿时看到严高鸿那期待的眼神,再也无法和高鸿打赌谁能找到错别字……“老严,你虽然走了,但我还是要继续做你的第一读者,做咱们学报的第一读者!”汪维钧拿到2011年刚刚出版的新一期学报,暗暗定下决心。

  有一次,编辑周峰编发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马恩全集》中的一段文字,但按照作者提供的引文出处在原文中怎么也找不到。后来,还是严高鸿亲自在著作文献中如大海捞针一般,找到引文的准确出处。

  “做编辑工作的,需要这样一种对理论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严高鸿每一次都如此郑重地告诫编辑部的同志。

  辛苦换来的是一流标准:国家新闻出版部门规定期刊的差错率是万分之一,严高鸿给学报差错率定的标准是万分之零点五以下。

  作为学报的主编,严高鸿视刊物质量为生命。他的“三不发”原则在学院内几乎是人人皆知,那就是院内干部子女文章不发,干部家属文章不发,领导交待的稿子质量不过关坚决不发。

  2007年,和严教授相识多年的一位教授的儿子考上了研究生。还没开学,严教授就提醒这位老战友:“你儿子的论文要早做打算,可不能盯着我们学报哟!”

  一次,一位院领导向严高鸿推荐了三篇论文。严高鸿读了之后,感到论文的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若发表了会影响学报的声誉。为此,他专门到这位领导办公室,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院领导听后很是惭愧,主动把这三篇文章都撤了回来。

  有人讲这样是不是有些太固执了,严高鸿却很坦然:“学报的名声就是学院的名声,也是学院教员和学员们的一部分的荣誉,这个担子很重,我们不能有半点马虎。”

  熟悉严高鸿的人都知道,凡是送到严高鸿手上的稿子,想顺利发表出来很难,但被“毙”掉也不容易。

  一次,上海分院的唐志龙教授来看望挚友严高鸿。走进严高鸿的办公室,唐志龙就被眼前的场景怔住了,只见严高鸿那由几张宽桌面拼成的“丁字形”办公桌,简直就是个“杂物间”,上面堆满了各种杂志、稿件、书籍,高矮不一。虽然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看到这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吃惊之余,唐志龙还是好奇地顺手拿起了几份稿件。随手翻翻稿子上面都是各种颜色的笔修改的痕迹,有几份甚至是“满面通红”,显然在严高鸿看来这些都是问题较多的稿子。唐志龙翻了翻后,使劲摇了摇头:“有些稿件没有修改价值,可以放弃呀,你又不缺稿源,为什么非要花心血去改呢?”在他看来这些该被“毙掉”的稿子没有什么必要修改。

  “你老唐不是没有年轻过!”听完这话,严高鸿突然激动起来,冷不丁地蹦出了这么句“不着边际”的话。唐志龙楞了一下,正思考这话的意思。严高鸿又动情地说道:“这里面有些是部队基层官兵。他们写篇稿子不容易,到我这里肯定费了不少劲,轻易‘枪毙’不太好。再说,有些稿子尽管语言表述不准确,但还有一些新内容,经过修改质量还是不错的。”

  严高鸿这一席“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话让唐志龙释然了,他终于明白这稿子上的痕迹凝结着一位智者对好学上进的年轻官兵的鼓励与支持。

  严高鸿的字和他人一样,清瘦娟秀,又蕴含内劲。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严高鸿写字的姿势很特别。他必须用无名指与中指夹住笔,靠手腕的劲来写字。这是因为他长年从事写作,手指肌肉老损,握笔的拇指渐渐失去了力量,拿不住笔了。

  医生再三劝告,尽量少写字,少拿笔,但主编的工作哪有一天能离开笔呢?对他来说,笔是如此熟悉,书写思想、编辑稿件、抒发感慨,就像陪伴自己多年的老友,无法割舍。由于长期伏案,严高鸿的腰弯了,背也驼了,眼也花了。

  在严高鸿的书房里,书桌上几个写着英文的小药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再看一看教授的书柜,相似的小药盒还有好几个。原来,这些都是老伴给他买回来的滴眼液。为了买到适合严高鸿的药水,王建清平时特别注意电视上关于眼药水的广告,看到适合的就马上记下了打电话问,那几瓶写着英文的药水,就是专门托人从国外买回来的。

  在严高鸿安葬时,家人要求把他用过的眼药水一起入葬,但由于墓地里不能放含有液体的遗物,只好把这些药水重新摆回书房。

  这些眼药水如今成了严高鸿忘我工作的见证和睹物思人的怀念。学报每期25万字的书稿,学术论文密密麻麻的文字,还有书柜里的46本《马恩全集》,年过花甲的严高鸿不知有多少次一看就是一夜,眼睛怎能不累,怎能不疼?可他每次拿起眼药水滴上几滴,休息几分钟,然后继续埋头。

  一年前,严高鸿体检时查出肾上腺瘤,医生建议开刀治疗,并且说微创手术不大,只需修养2个月即可。编辑部的同志几次劝严高鸿去手术,他总说:“学报现在人手很缺,我住院了,学报怎么办?”

  确实如此,一期学报25万字,哪一篇文章严高鸿没有过目?每天上班最早来到办公室,下班最后一个离开,沉甸甸的拎包总是装满了稿件。

  每次老朋友见面,当聊到严高鸿身体时,唐志龙总是担心劝说:“办好杂志你不能事必躬亲,应该坚持“举轻若重”与“举重若轻”相结合,尤其要充分发挥编辑、副主编等人的作用,必要时可以仿照地方杂志编辑部请“外审专家”嘛!”

  “请外审专家我们也干过。可是,经费不好解决;再说了,最终还是由我负责定稿。我们学报提的要求是:‘不错一个观点,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无论编辑、副主编,大家都很卖力。但是,作为主编,我不能当‘甩手掌柜’,出了问题负责任是小,社会影响力太大,对学报冲击力太大,对学院建设破坏力太大。你看,我不‘举轻若重’行吗?说实在的,每期刊物几十万字,最后一个字不审完,我是不放心的!”严高鸿轻轻地说道。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皓首穷经,壮心不已。这就是一名政治理论工作者的写照,也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妻子王建清给严高鸿的评价,只有一个“忙”字。当教员时,他忙于搞教学、搞科研,原以为到学报当编辑会清闲些,没想到严高鸿却更忙了。

  严高鸿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个个为严高鸿62岁的生命惋惜,可只有她心里最清楚:丈夫虽然62岁就走了,如果按高鸿一生的工作量计算,高鸿是个很高寿的人。

  严高鸿倒在了他一生钟爱的阵地上,用生命诠释了“战士的最高荣耀是倒在报效国家的战场上,教员的最高荣耀是倒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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