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的导师严高鸿教授

  在我的邮箱里,珍藏着导师于2010年12月17日17时03分发来的电子邮件。这是导师在人世间最后一次与我联系。

  2010年12月17日星期五下午4点多,我拨通了老师办公室的电话。这次向老师求助,是为了完成单位领导交待的一个课题的结题报告。电话里头传来了导师极其疲惫而虚弱的声音,谁能想到他的身体状况呢?谁能想象这竟是他的最后一天?谁能想象这时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状态?!

  因为我们习以为常地都知道的是,在这个时候是老师最忙的时候:学报即将刊印、学生的论文正等着批阅、大批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正在筹备开题……此刻,他的手头一定积压了许多等待批阅的论文或论文开题报告,况且又是个星期五,老师一定想赶在下班前把学报的清样阅完或者者把几份在次日星期六上午的开题报告会上评判的博士生开题报告评阅完……总之,这是我们老师最忙最忙的时分。打完这个电话,我心里怀着许多歉疚,心里默默地自言自语道:“老师,实在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在这个结骨眼上打扰您。下午5点刚过,我便如期收到了老师让发来的邮件。根据老师的指导,我用了四五个小时便完成了单位领导交待的任务。这已经不是老师第一次指导我的工作。实际上,自毕业以来,凡是遇到类似的任务或难题,我都得到了老师的悉心指导。凡是工作上遇到困难,向老师求助,这已成为我的一个习惯。我的爱人曾经告诫我:你已经毕业了,别凡事打扰导师。我说:那是我的导师,我想怎么找他就怎么找,我不怕!

  后来,听师母讲,12月17日那天晚上老师还跟她说到这件事,导师说:也不知道商景龙用不用得上。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既难过又遗憾。难过的是,也许就是我的这一个电话,一个请求,迫使老师不得不中断手头的工作,不得不占用他的一些休息时间,让老师不得不推迟一会儿睡觉……如果没有这个电话,老师的思路不会中断,工作进展就会顺利一些,晚上就会早一点儿休息,也就不会那么劳累,或许,他就不会在学生开题报告会上累倒,那样,也许12月18日上午10点钟就会像往常一样……我真的是后悔极了,我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用电话去打扰老师呢?我为什么要给老师添那么大的麻烦,我真是恨自己啊!是我害死了老师,我有罪啊!其实,老师的累,很大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些学生造成的,我作为他的学生对他的早逝是负有难辞其咎的责任的。或许,我的那一个电话,对于老师而言,就是致他的生命于绝境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真的很后悔,我不该打那一个电话。当然,我也很遗憾,我要是早知道他是那样的状况,那天我应该多跟他说一会儿话,或许,我会获得一些关于当时他的身体状况的信息,发现危机,作出提醒,那样或许能够阻止悲剧立即发生……甚至,我根本就不应该只是打电话,而是应当专程前往,面请老师,谁能想得到呢,他已经是那样的状况?我的老师啊……

  老师的人生“圆圈”

  与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或概念运动的“圆圈”相比,我们老师的人生“圆圈”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或智慧,我们老师的人生“圆圈”更闪耀着他的人性的光辉。其实,老师的人生“圆圈”也不纯粹是老师他自己本人的“圆圈”,他的“圆圈”更是学生的,更是他人的!因为他的“圆圈”总是以他的学生或他人为圆心。作为导师,他的人生目标,他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成就学生圆满的人生;作为学报主编,他的所有付出就是为了成全他人圆满的期待……。

  我与我的导师的相识,是从我的一篇习作开始的。当时,我还在上海分院读硕士研究生。一次,我把一篇题为《究竟应当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同王金福先生商榷》文章寄送给了《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严高鸿教授。文章寄出去后,我满怀期待,有几分忧心,当然也还些须有一丁点儿自负。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学报主编严高鸿教授竟然利用到分院开会的机会专门约见我,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来到主编下榻的宾馆。主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一番简短的对白之中,便让我第一次从感性上结识了这位著名的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然后,主编开始指点我修改论文,他甚至从非常细节的问题上让我认识到了论文在思维周延性方面的欠缺。当我按照主编的指点,怀着虔诚的心情重新审视自己的习作时,我猛然意识到对待学问问题应当保持一种敬畏的心情。这篇习作后来在学报“马克思主义研究”栏目首篇位置上发表。在我临近毕业的时候,严主编捎来口信征询我是否考虑继续学习,并带来了他有招我为徒的意向。能够投奔到著名的严高鸿教授名下攻读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我们分院多少硕士生梦寐以求的期望。我虽然也有同样的梦想,但我哪敢奢望,更何况院本部哲学系的硕士生们占尽天时地利,他们在硕士生期间可以得天独厚地承面授机宜之惠,而且还不知道有多少院本部的青年教员、南京地区军校的才俊们等待着投奔德高望重的师门呢,我哪里能有实力、有机会、有胆量与他们竞争呢?没有想到,这样天大的幸运竟然如此神奇地降临到我的头上。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投奔到导师的门下。

  导师就是这样以学生为圆心,设计着一个个圆满的人生目标。我在导师的门下,切身地体验了导师是如何以学生的志趣爱好、经历才能和发展潜力为半径,卓有成效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竭尽全力拓展每一个学生的能力面的:开放的课堂、以问题为牵引的授课方式、着眼部队建设的需要,于无形中将学生引领到军队建设的焦点和学术科研的前沿阵地……或许,这些都不足以概括我的导师高超的教书育人的方法。或许,这些纯粹技术层面上的方法问题,本身并不是导师教学的精髓。以我看来,导师教书育人的精髓并不在教学本身,而是爱,是人性的光辉,是人性的融通,是灵魂的碰撞。三年来,我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尊重、关怀,得到他的德行和人格风范的感染,得到他热忱奉献于事业的积极态度的启示,等等,这一切其实比从他那里所得到的知识本身要多得多,而这些,正是促使一个学生能够勤奋进取最有力的精神支撑。知识是无法穷尽的,更何况有限的博士生学习阶段呢?与时下中小学教育中那种无休止的知识灌输大相径庭,我的老师严高鸿教授的教育,其实就是人性的教育,他不是通过外部施加的,而是以关怀和爱的方式走进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以关爱的精神把爱注入到学生的心灵之中。人性的活动,其实就是一种爱的力量的无限展示;人类的实践活动,归根到底就是人性在人类无穷的活动领域中的投射。导师是深谙教育的这一真谛的,所以他总是用人的灵魂来感染我们,用人格的力量来感召我们。我自认为自己已经体悟到了导师的深意。我明白导师所看重的,并不是你现在在学术上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在乎是你对学问本身是否怀有敬畏的态度,是否有献身于科学研究的精神。回想在老师身边的那些日子,回想在学习中我们师生之间所发生的那些在思想和心灵方面的交流,很多都是无形的,是无法用感性的故事情节来描述的。在老师生前生后,我发生过两次恸彻心扉的痛哭。一次是在毕业离校前夕,那天我本来是想到导师那里说一会儿话,谈谈毕业之后的想法,谁知道,我一时竟然被行将与老师分别的情绪全面地控制住而不能自已,眼泪如同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阻挡……现在想一想,我跟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可读性的情节故事,有的是如同父子之间那种寻常的亲情般的交流,在别离的一刻汇聚成为一种呼之欲出的如山如海的感情,是一种没有细节而在不可描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深深的人类情感。在他生后,在老师的灵前,虽然我不想以这样方式来与老师话别,但在即将从老师灵前话别的一瞬,我忽地想到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老师,再也没有机会聆听老师的教诲,悲伤便如山崩海啸一般席卷而来……

  老师的“圆圈”,不仅体现在对学生心灵的塑造方面,还体现在他全心全意为学生谋划个人的发展,努力为学生的发展创造条件。他爱学生,总是竭尽全力想让他的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展示才能,他要让潜在的书本知识释放出来,实现最大的社会价值。老师出差、开会、参加学术活动时,一有适宜的机会都会自然地附带着介绍他的学生的情况。在老师的努力下,我们许多学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都有了合适的岗位。学生虽然走出校门,但却永远不会走出老师的视线。导师生前,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每一个学生的工作、家庭生活状况,他是把学生当作儿女来对待的。

  从师母对老师的追忆中,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得到了细节上的印证。我毕业后的去向,曾是导师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据师母讲,这件事老师曾跟她说过许多次。在老师的灵前,师母哭泣着对我说,商景龙啊,你知道你的老师对你是何等的器重吗?他多次跟我说,商景龙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学生,我希望他毕业后能够留在学校。其实,老师希望我留校的想法我是知道的,听了师母的哭诉,我感到当时我还是没有想到他对这件事情重视的程度。当时,我因为没有冷静地处理好与学员队管理干部的一些分歧意见,引起了冲突,在学校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反响,使关于我留校的动议被搁置,这件事情给老师带来了很大的心痛。在老师的灵前,老师的儿子严文昊先生交给了我一份当时学院政治部关于我的通报批评,这是从老师的遗物中发现的,老师一直把这份通报和他的一些重要证件放在一起。睹物思人,过去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内心里顿时充满愧疚和悔恨。

  我完全能够从师母的讲述中想象出老师当时的情绪,心里顿时感到无比愧疚,是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我深知老师生前对我寄寓的厚望,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每写出一篇有一些闪光点的论文都使老师感到格外欣喜,读博3年我两次在学院荣获科研进步一等奖,老师曾经多么高兴,可就是这一件事,给老师带来了多么大的遗憾。

  老师的思想“磁场”

  我虽然不太清楚我的师母王建清女士所学的专业和所从事的职业,但我绝对清楚地知道,我的师母不是学哲学或研究军事问题的,也不是任何一所学校的老师。然而,我们的师母却对我们每个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研究课题、研究兴趣,甚至在专业学习方面的表现等情况知道得很多,很细,有时甚至很详尽。还记得在学校的时候,一旦被导师召见,我往往会从师母的表情上探询导师对我所交的作业、论文或开题报告评阅之后的大致情况。

  那天,在导师的灵前,师母对我哭诉她对导师的思念,她哭诉的内容中回忆了我们那一届博士生、硕士生论文开题前夕在导师家讨论研究的情景,师母的哭诉再现了当时我们每个人的表现、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我们如何在导师的引导下集体攻关,使我们对各自论文选题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我感到惊奇的是,像师母这样一个已经退休为家庭妇女的非专业人士,何以如此知悉我们当时都感到十分困难的哲学问题?何以在时隔四五年之后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当时的情景?

  老师就像一个思想的大“磁场”,把师母也“磁化”了。实际上,我的老师严高鸿教授生前,不仅在物理学意义的时空领域中充分地为他的教学科研工作极大限度地拓展了领地,而且还无穷地、无限地将他对哲学思想的热爱和对工作的无限热情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甚至把他的学习思考、教学科研转化成为家庭成员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和重要内容。导师和师母的感情极为深厚,师母非常敬重导师的人品、学问,以及导师关注的问题,因而爱屋及乌地熟知导师的每一个学生。老师的思想活动、教学科研活动成为他们夫妇重要的生活内容。

  在老师的家里,有着浓郁的学术氛围。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家庭的书卷气息,喜欢听老师讲话。当我们师生在一起谈话或讨论时,师母便为我们端茶倒水,削果皮,提供细致的关怀,有时静静地跟我们坐在一起,有时也加入我们的讨论,有时旁敲侧击地给我们敲边鼓提思路。当然,她不讲我们的专业术语,她讲的是生活智慧,而她的生活智慧常常巧妙地与我们概念化的思考无逢对接起来,让我们从中获得茅塞顿开的醒悟。

  老师,在甚至他自己都毫无先兆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人生之旅,正因为这无先兆的突然,给我们每个亲近老师的人以猝不及防的重创。当然,我们能够在很近很近的距离上深深地体验师母痛失伴侣的悲伤。但是,我们却仿佛第一次发现老师的思想、老师的教学科研活动竟然是如此深深地进入到师母的精神世界!我们也第一次深刻地体验到完全可以让思想、学习、研究和工作像我们的老师那样如此有机地融入到一个人全部的生活之中!

  老师的思想、学习、研究、工作,老师的人生态度,为什么能够具有如此的影响力;老师本人,为什么能够具有如此的人格魅力……现在,从师母那里,我们完全有答案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商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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